一個海外中國勞工權益組織的最新報告顯示，中國政府一方面在國內執行動態清零，嚴格限制人員流動，另一方面，自疫情爆發以來持續派遣中國工人到海外的“一帶一路”項目務工。
報告說，這些工人在層層承包的海外工地打工，缺乏必要的防疫措施；而當他們需要回國時又因為中國政府嚴格的管控常常被迫滯留國外，無法及時與家人團聚，有的甚至在封閉式管理的項目工地客死他鄉，造成人權災難。
根據中國勞工觀察即將發布的報告《漫長回家路：“一帶一路”讓中國工人陷入困境》，“中國商務部的數字顯示2021年，59.2萬中國工人在海外務工。這一數字不包括持短期商務或旅遊簽證而未獲有效工作簽證的中國工人。”
中國勞工觀察調查了333名在印尼的中國工人，只有27.6%的人持有效工作簽證。報告據此推測，即便在疫情期間，仍有上百萬中國工人參與主要由中國國企或央企承擔的“一帶一路”項目，其中過半數是在疫情中出國的。
數十萬工人疫情中走出國門
2020年初，新冠疫情從武漢爆發後擴展到全國、全世界，3月中國政府發布“五個一”政策，即“一個航空公司只能通航一個國家的一個航點，一周只能飛一班”。這一政策的實施導致往返中國的國際航班銳減，機票價格飆升，從中國出國變得極其困難。
但是這一政策對中國承擔“一帶一路”項目公司招募中國工人的影響十分有限。根據中國商務部對中國外派勞務的統計，2020年疫情始發年，中國派出的勞務人員雖比一年前減少18萬，仍派出了30.1萬人；2021年增加了2萬，達32.3萬人；而且兩年中每個月的派出人數穩定，大約在2.5萬左右。
即使在中國政府“五個一”的限飛政策實行當月，即2020年3月，中國外派勞工數仍為2.5萬；4月有所減少，為1.8萬；但5月立刻回升至2.9萬。
“必須持中國國企或者是央企的外出勞務函，當地政府才給辦護照，” 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說。中國勞工觀察認為，疫情期間在海外的中國工人人權狀況惡化，主要責任在中國政府。“現在工人在不能出國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實際上在幫助這些企業，允許他們這些國企和央企的工人去辦理護照，允許他們出境。”
工人飽受欺騙甚至喪命海外
這份報告說，在海外“一帶一路”項目打工的中國工人，受到國企央企的承包商的欺騙，他們被扣押護照、被迫繳納押金、簽署非法合同，被扣留工資、面對苛刻的考核和懲罰制度，並在項目工地被嚴密監控。
“2021年6月到本報告撰寫期間，中國勞工觀察收到了關於11名工人死亡的報告。其中七起是印度尼西亞江蘇德龍工業園工廠的工人死亡。根據這些報告，相關公司沒有對這些死亡做出任何解釋，沒有進行屍檢，屍體後來都被火化了。” 報告說。
報告中記錄了兩起死亡事件。“一個天目(項目工地) 的工人突發心髒病，胸口特別疼，讓老闆送醫院。老闆不送，讓他緩一緩，喝兩瓶藿香正氣水。過了兩三個小時，人已經快不行了，得快點送醫院，老闆還不送，說車在外面回不來，也沒有叫車。但其實，你作為老闆，管著六七百號人，一個電話就可以把車叫回來，但是老闆沒有。最後，工人快不行了，老闆讓人把那個人抬出宿舍區，放在外面的木板子上，給他蓋了一塊布——把人活活給放死了。”
張廣永2019年通過南通京唐勞務公司的招聘到印尼的江蘇德龍鎳業公司打工。兩年後他的兩個兒子突然被公司告知，其父因基礎疾病在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兒子們從印尼醫院了解到其父死於“傳染性疾病”，其父之前跟十幾名工友一起被測出新冠陽性，但公司堅持工地醫務室作出的診斷，張因糖尿病並發支氣管炎送醫不治而亡。
報告對333份調查回复的定量分析顯示，54%的工人有健康問題，50%的人說當時沒有收入；不得不靠其它來源維持生計；32%的工人說他們被中介欺騙；50.5%的工人沒有合同；87%無法回國，其中37%因未通過新冠檢測、25.8%因機票太貴、25%因公司不放人；超過一半的中國工人持非工作簽證在國外打工，其中持持商務簽證的佔47%，持旅行簽證的佔9.2%。
中國勞工觀察對53名工人進行了深入訪談，其中被欺騙性招聘的佔55%，強迫性招聘的佔47.5%，招聘中存在對弱勢群體進行虐待的佔12.5%，遭剝削的佔62.5%；被限制行動自由的佔50%，受到恐嚇與威脅的佔47.5%；被扣留身份文件的佔85%；被拖口工資的60%。
許多工人發現在工地沒有選擇的自由
“我認為這份報告的主要發現是，這些中國工人中的許多人發現自己在工作現場幾乎沒有回家的選擇，沒有解決工作過程中出現各種虐待行為的選擇，有時甚至沒有查看他們合同的選擇，沒有獲取他們工作場所基本設置的詳細信息的選擇。”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歐肯那根分校經濟、哲學和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艾孟德（Manfred Elfstrom）告訴美國之音。
艾孟德是《工人與中國變革——抵抗、鎮壓、回應》一書的作者。他說，跟在中國打工的條件相比，在海外的“一帶一路”項目中情況更糟。
“問題是在被限制的工作場所，他們有時被軍人出身的武裝警衛看守，與當地的民間社會隔絕，與可以幫助他們的律師團體隔絕，”艾孟德說。“我認為這比這些工人在中國試圖保護自己權利時通常面臨的情況更為嚴重。”
報告說，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之後，“中國政府推出全世界最嚴格的'五個一'政策和航班熔斷機制以限制飛往中國的客運航班。大量為'一帶一路'項目工作的中國勞工支付不起高額的機票費用、無法通過中國政府要求的核酸和血清抗體'交叉雙檢測'因而拿不到綠碼、或者遭遇中國公司以新工人過不來為藉口而拒絕安排回國，至今仍被迫留在工地上，有些工人甚至因為生病或者是其它原因失去生命。”
疫情中海外打工：出去容易回來難
美國之音曾報導，五名在印尼“一帶一路”項目工作的中國工人，因為拿不到被公司扣壓的護照，為回國而偷渡到馬來西亞的故事。他們於2021年3月抵達印尼，因不滿工資縮水、工時延長、原定務工期無限期推遲，拒絕簽署合同，並於9月19日偷渡馬來西亞並被當局逮捕。在海外人權律師幫助下，獲免於起訴。但經過複雜的回國航班以及檢測過程，直到今年5月，5名中國工人才分批全部回到自己的家。
五名工人之一的張強的妻子王蘭對美國之音說，張強回國花了10萬人民幣，至今還在還債。“他在馬來西亞的拘留所花了兩萬多，他在印尼那邊的生活開銷，直到他回家，在國內隔離也花了一萬多，全部算下來就將近10萬的債務。然後我在家重新做一份工作都得重新往裡面投錢，那天我們算了一下就是藉了19萬左右的樣子。”
一方面工人回國面臨嚴苛檢測要求，另一方面在項目工地疫情管控不善的條件下工作。
在印尼打工的靳先生告訴中國勞工觀察，雇主利用中國工人因疫情防控回不了國壓榨工人，“為啥敢降你工資？敢壓榨你工資，敢少給你錢，原因是啥？（因為）有疫情你回不去！四五萬的機票，你捨得回？等到了雅加達，那個核酸檢測報告上給你出點貓膩，就讓你過不了，你走？你能往哪走？真的太坑人了。”
一名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一帶一路”項目上修建道路的工人告訴中國勞工觀察，他所在的項目的100名工人中，大約有一半人三年合同到期但仍在繼續工作。而這是因為疫情開始後，前往中國的機票價格上漲了兩倍，超過了65000元人民幣，工人無法負擔。而中國政府規定，公民只能乘坐直達航班回國，但巴布亞新幾內亞和中國之間沒有直達航班。因此，工人們不得不自己買票，先飛到老撾，在那裡進行檢疫，自掏腰包支付食宿費用，然後再乘飛機前往中國。
在印尼做義工的黃先生告訴美國之音，很多工人感染確診後，檢測一直過不了關。“因為中國的要求比較多，不僅核酸，還有血液抗體，一個是長期抗體是IgG，還有一個短期抗體是IgM，很多員工就是過不了關，尤其是IgM，稱其下不來，就無法買飛機票。”
“我統計過一個數據，抽樣調查了50個人，大概80%是因為血液檢查過不了關而回不了家。”王先生說，“他們很多超過了六個月，最多的超過一年。大概60%是超過半年的，超過一年的不到5%，幾乎100%都超過3個月的。”
53歲的何平2019年10月到印尼永青集團旗下的緯達貝鎳業有限公司打工，本應在2020年3月底返回中國。疫情爆發後他被留下繼續工作。他在工地上摔斷了胯關節骨頭，等著回國做手術。8月他跟其他工人撤離回國，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等候航班前測出新冠陽性。
何平回憶，7月，宿舍裡已經有人有“感冒症狀，搞得人心惶惶的”，說是“一種神秘的病毒”，然後被告知服用蓮花清瘟膠囊，“反正每個宿舍都有，到辦公室去拿，可吃可不吃，反正每個人都有。”“有一個一邊堅持吃藥，晚上難受，第二天早晨又去上班了；還有一個就歇了兩三天，又去上班了。當時都以為是感冒，感冒嘛很正常啊。”
“一帶一路”面臨巨大壓力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說，“一帶一路”使中國政府面臨來自參與國和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許多參與國要求債務減免，如果中國政府對這些項目部稍有怠慢，將面臨債務無法收回的敗局，“所以中國政府必須硬著頭皮保證繼續執行，如果中國政府沒法執行合同，很多參與國也會順勢不執行。在騎虎難下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必須知難而進。”
夏明認為，其次，中國政府非常恐慌輸入性病毒引發中國疫情的爆發，“認為國內的防疫能力無法面對外來的威脅”；第三，夏明認為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政府基本沒有人本主義和人文主義，“今天輸出的勞工基本來自中國農村，對中國政府來說他們是可以犧牲的，也是韭菜一類，他們能不能回來政府不把它作為一個大事情。”
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說：“中國政府一直強調它是為人民的、為中國工人和中國公民的，那麼在海外有上百萬中國農民工外出務工，他們就是最應該受保護的。”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歐肯那根分校經濟、哲學和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艾孟德表示：“希望這份報告的發表能促使中國政府、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駐外使領館認真對待這些問題，並為這些工作提供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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