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19大上說，中國要為人類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但是，美國的一名學者說，雖然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有意願推出“中國模式”，但是，中國人自己其實並不清楚“中國模式”是什麼。如果中國確定要輸出“中國模式”，中國應該清楚，他們的力量來自自下而上的創新，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威權統治。
中國人並不清楚“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是什麼
1980年代，中國的人均GDP為193美元，低於孟加拉、查德和馬拉威，但是，現在的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增長了30倍。
40年來，中國經濟的巨大發展讓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自信，也越來越強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19大上宣佈，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為世界發展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雖然在後來的12月初的世界政黨大會上，習近平表示中國不會輸出“中國模式”，但是，美國的一名學者說，中國其實一直在積極嘗試輸出“中國模式”，不過，問題是，中國人其實還不明白自己的模式是什麼。
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洪源遠（Yuen Yuen Ang）最近在華盛頓的美國和平研究所一場有關“中國模式”對全球發展的影響的研討會上這樣說， 關於“中國模式”實際上被神話了。
“第一個神話就是，存在‘北京共識’，換句話說，有一個‘中國模式’的存在，北京的決策者制定了這個宏大的計畫，並就此達成了一致意見。可是在我看來，很明顯的事實，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所謂的‘北京共識’。令我吃驚的是，到現在為止，中國的決策者事實上仍然在試圖理解什麼是中國的發展經驗。”
洪源遠在講這番話的兩個星期前，受邀參加總部設在北京的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的研討會，就“中國模式” 發表看法，幫助中國人瞭解她所理解的中國模式。洪源遠2016年出版了一本書《中國如何擺脫貧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可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她被邀請參加了會議。
經習近平的授意，中國8月份設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據稱是要與世界各國一道研究和交流適合各自國情的發展理論和發展實踐。但是，洪源遠認為，中國建立這個中心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從中國的發展實踐中總結經驗、發展理論，然後向世界推銷“中國模式”。
“北京共識”源於美國《時代》雜誌前編輯約書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5月撰寫了一份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雷默在文章中強調所謂“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和獨特性：一種政治、經濟發展模式--混合產權、基本武器、大政府重手干預等。“中國模式”類似“北京共識”，指中國以國家干預市場的手段保證經濟增長，宏觀調控，同時對民主、自由與人權進行壓制。
洪源遠說，相對於“北京共識”，對中國更為確切的描述仍然是“碎片化威權主義”。這個概念由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1990年代提出。這個概念指出，中國官僚體制並不是鐵板一塊。在這個龐大的官僚體制內，爭辯、迷惘和有不同意見的存在才是中國官僚體系的常態。
有指揮的即興發揮
與很多人理解的“中國模式”不同，洪源遠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不是威權統治的結果，而是對“有指揮的即興發揮”( directed improvisation)模式充分使用，這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秘訣。她說，關於這一點中國人甚至也不明白。
她說：“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威權控制不存在。這當然存在，中國政府對互聯網進行控制，壓制言論自由，他們 甚至希望控制股市，不過失敗了。我想說的是，當中國政府想發揮威權控制能力的時候，其效果往往是適得其反的。當他們控制，總是失敗的。當他們成功的時候，他們自己也會吃驚，並不是因為威權主義，而是引導應變模式。”
她解釋說，這種模式其實就是“自上而下的指揮”和“自下而上的即興發揮”利用現有的資源共同演繹的模式。兩者缺一不可。對中國而言，就是兩者結合，再充分利用當地的條件。”
在她的書中，她稱這是“適應性發展模式”，而中國就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典範。也就是說，中央政府設定和傳達的明確目標；一個高度分權的體制使地方官員有一定的自主性來選擇他們各自的策略；幹部績效管理制度與分享發展紅利提供了強有力的激勵誘因。
洪源遠說﹕“對瞭解中國的人來說，中國的發展故事非常地方化，是根據當地條件發展的， 如果你去江蘇、浙江、四川， 你會發現有各種各樣的發展模式，無數的發展模式，甚至浙江的每一個縣發展的脈絡都是不同的， 所以說，沒有北京制定的統一發展模式。”
洪源遠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舉出了中國改革之初的一些例子來說明這樣的適應性發展模式。
她說，中國沿海城市從貧困走向富裕，並不是通過像新加坡一樣首先確立了正式的財產權、根治腐敗和雇傭技術官員來達到了。相反，為了吸引外資，中國共產黨的官員無所不用其極，有些手段激進而且大膽，中國官員甚至動用自己的親朋好友來吸引外資。
她說，整個官僚體系裡的官員們像工蜂一樣被派出去，急切尋找投資者。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發展的目標也在改變。從最初到處拉投資者到尋求合格的投資者， 這些變化推動地方官員尋求職業化人士，最終保護資產。
也許，把中國是適應性發展模式的典範解釋的最通俗，最易懂的就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鄧小平曾經說，中國改革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的另外一個名言是“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洪源遠說，如果中國要推銷“中國模式”，這種自下而上的應變模式才是中國應該向世界推廣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