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每到“六四”紀念日，澳大利亞華裔作家齊家貞就會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墨爾本舉辦公開的紀念活動。為了吸引更多參與者，他們會在當地中文報紙上登廣告。但近些年來，他們遇到的麻煩越來越多。
“我們墨爾本市一共有14份中文報紙。所有的報紙都不登。你拿錢給他也不登。墨爾本只有兩家報紙（會登），一個是大紀元，一個是天安門時報。他們是獨立的，他們敢於登，” 齊家貞告訴美國之音。
齊家貞認為，很多辦報人，包括她本人在內，都是因為“吃了‘六四’的人血饅頭”才拿到澳洲的定居身份，從道義上說，他們有責任紀念在那場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中被坦克和機關槍奪去生命的人。
“但是他們從利益出發，因為不這樣做墨爾本領事館就不給他們打廣告了。中國的東方航空公司、這樣那樣的航空公司不打廣告，這些報紙就活不下去，” 她說。
世界各地的很多中文媒體也面臨類似的兩難境地。
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一份報告指出，在美國華人人口集中的城市裡，中文媒體激增。不過，儘管新聞和娛樂的來源越發多樣化，但這些媒體的觀點卻越來越親北京。
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東亞問題高級研究員薩拉·庫克（Sarah Cook）認為，經濟上的“胡蘿蔔和大棒”是北京控制境外媒體經營者，讓他們自我審查的手段之一。
庫克曾撰寫研究報告《中國審查制度的巨大陰影》，深入剖析中國執政的共產黨如何將審查制度延伸至海外。星期三（10月24日）， 她在哈德遜研究所一場探討“中國共產黨對境外媒體影響”的論壇上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除了通過“妨礙和破壞媒體的長期財政穩定”懲罰那些對北京持批評態度的媒體外，庫克說，另一種讓境外媒體聽命於黨的策略是，讓海外外交人員或中國境內執法人員騷擾新聞工作者和他們的家人。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兼職教授蕭強說，北京一貫針對那些被他們視為敵對的聲音，但是過去幾年來，在習近平治下，權力的傲慢讓北京的行為越發肆無忌憚。
蕭強是被中國封鎖的媒體監察網站 “中國數字時代”的創辦人兼主編。他在論壇上分享了這樣幾個故事：
一位第二代華裔學生因為在他的網站實習，她在成都的祖母被中國警方找上門。另一位學生的妻子在他的網站做了兩個星期的翻譯志願者，六年後回到中國時遭到警方盤問。去年，蕭強本人也受到三藩市中領館一位外交人員的“拜訪”。
“我當著他面告訴他，在他這次登門前，曾有一系列針對我的團隊、我本人和我家人的活動，” 蕭強說。
“中國數字時代”網站經常受到來自中國釣魚式攻擊。同樣受到網路攻擊的還有法輪功背景的新唐人電視臺和大紀元時報的網站。
“這不是誇大其詞，這樣的事情每個星期都在發生，”大紀元媒體集團副總裁葉克·耶勒克（Jan Jekielek）說，“在我們的辦公室裡，人們都習以為常地說，啊，不過是又一場網路攻擊。”
在壓制海外中文媒體的同時，共產黨投入了大量資金擴大國營媒體在海外的宣傳平台。《中國日報》被夾雜在美國主流報紙中被送到美國的千家萬戶。中國官方的中央電視臺在北美中文電視市場中擁有 75%的佔有率。
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執行編輯Bay Fang驚訝地獲知，最近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家播送自由亞洲和美國之音節目的衛星公司的主要股東。
這種政治影響力並非只針對海外中文媒體。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的報告指出，2016年前香港特首、現任中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主導的“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曾向全球知名的戰略諮詢公司BLJ Worldwide 支付了超過98萬美元，用於接觸美國的大學、智庫和媒體。 這些錢部分用於為12家美國媒體的記者和五名國會議員的中國之行買單。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西·羅金（Josh Rogin）曾經深挖過“中美交流基金會”的背景。他說，這是一個受中共中央統戰部指揮，依照美國司法部規定註冊為“外國代理人”的機構。 也就是說，外國媒體拿了中共統戰部的錢到中國去，做中國的報導。
“資助美國人，和他們建立關係， 久而久之，讓他們宣傳中共的資訊，” 羅金說，這些人成了中共宣傳機器的一部分，很多時候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羅金說，美國對中共海外政治影響力的認知還處在“非常、非常初級的階段”。
“彭斯副總統的演講是一個分水嶺”,他說，“這是迄今為止我所看到的美國政府對這一挑戰做出的最清晰的表述。”
但是他表示，說歸說，接下來要看美國政府如何行動，圍繞美中政策所引發的激戰還遠未塵埃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