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59到1961年的大飢荒﹐雖然在中國教科書中有所記載﹐但往往語焉不詳﹑敘述簡單﹐更沒有細節的呈現。北京草場地工作站的“民間記憶計劃”正在用攝像機打撈歷史﹐以免“不被記錄的記憶”被永遠深埋。
紀錄片播映開始了。銀幕上﹐導演羅兵從地上拾起一本年少時讀過的教科書﹐並翻到書中有關“三年自然災害”的描述。對於一個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大飢荒﹐上面只有寥寥數語。
正是這種現象促使吳文光在2010年啟動了“民間記憶計劃”。56歲的吳文光被稱為“中國獨立紀錄片之父”﹐曾多次在國際上獲獎。而參加“民間記憶計劃”的則是20多名“85後”年輕人。他們返回父輩生活的村莊﹐用攝像機記錄了親歷者的回憶。
在剛剛過去的週末﹐他們的成果--6部紀錄片﹐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進行了展映。吳文光說﹐如果不做這項工作﹐老人們的挨餓記憶將被掩埋在塵土裡。
他說﹕“他們大部份沒有文化﹐他們更是遠離報紙﹑電視廣播或者一切的媒體。他們幾乎白白的在三年裡邊經受了挨餓﹐之後又面臨着一個被遺忘﹑被掩埋的過程。所以‘民間記憶’以這個歷史的記憶作為一個切口﹐開始回到村子裡邊。”
*親歷者講述飢荒年代*
鄒雪平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新媒體專業。她拍了兩個堪稱“姊妹片”的作品﹕《飢餓的村子》和《吃飽的村子》。前一部記錄了大飢荒時期她山東老家的故事。
鄒雪平說﹕“比如說宋秋英，今年85歲。她說﹐她兒子最後餓死的時候躺在炕上﹐產生幻覺了﹐覺得他的炕邊上有一碗飯。兒子拍了幾下炕說﹐娘你怎麼不給我吃的呢？她就說﹐我有吃的不就給你吃了麼﹐還讓你餓着麼？然後兒子就說﹐娘我死了你別哭啊！”
當時的悽慘景象是現在年輕人無法想像的。有人說﹐只知道過去村裡日子比較苦﹐但沒想到這麼慘。
在鄒雪平的影片裡﹐老人們有這樣的回憶﹕“有些老人說﹐家里爹死了﹐然後他也跑不了墳上去送他﹐(餓得)走到半路就跌倒了。有的餓得都不能哭﹐沒力氣哭。村裡面死人的時候沒人抬﹐把人放在拖子上，村子里只有一頭牛﹐用牛拖到墳上去。沒有棺材﹐甚麼都沒有。”
據鄒雪平的不完全統計﹐當時山東省陽信縣鄒家村有41戶﹐165口人﹐共餓死37人。
*50年前生理飢餓 如今心靈飢餓*
鄒雪平這次參映的影片是《吃飽的村子》﹐講的是村民們在看過《飢餓的村子》一片後的反應。有意思的是﹐雖然在《飢餓的村子》裡接受採訪的老人都認為拍得不錯﹐但他們對該片是否應該在國外放映卻意見分歧。
有人認為﹐把醜事拿到國外去說對中國不好﹐會讓人嘲笑。有的甚至說﹐這是對毛主席的背叛。這樣的評論引起鄒雪平的進一步思考。
她說﹕“老人是50年前肚子挨餓，但是現在是肚子往上是挨餓的﹐包括我的家人也是一樣﹐他們也反對。我覺得好像人都吃飽了但是還是依然在挨餓當中。”
她認為﹐這段歷史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以避免悲劇重演。
到目前為止﹐這項計劃已經在10多個省份採訪了600多位老人。用吳文光的話說﹐這只是“歷史冰山的一小塊兒璘爪而已”。
他說﹕“記憶這個東西﹐很多人習慣性遺忘﹐不想驚動它。但是有人還是等待你過去問﹐他才講。所有這些老人都是第一次有人坐在他面前﹐打開攝像機﹐傾聽(他們)。”
*拒絕遺忘的老人*
羅兵在採訪中遇到了一個拒絕遺忘的人﹕任定其。他用10年時間寫下20多萬字的《天地無情回憶錄》。任定其告訴羅兵﹐他看過一些教科書﹐覺得那樣記錄歷史“不對頭”。
任定其的回憶錄﹐用工整的藍色圓珠筆密密麻麻地寫在作業本上﹐記錄了當年飢餓的殘酷故事。一開始﹐他並不想把回憶錄公諸於世﹐怕又跟文革一樣﹐被打成反革命。
在羅兵的紀錄片《羅家屋﹕我和任定其》裡﹐任定其最後才把回憶錄拿出來讓羅兵拍攝。
絕大多數影片都是對現實的真實描述﹐但也有例外。吳文光排演了一個關於記憶和飢餓的舞台劇﹐而參加演出的章夢奇也參與了紀錄片拍攝。這位舞蹈演員在她拍的影片《自畫像﹕47公里》中﹐就穿插了一些舞台劇畫面。
*為死者建墓碑*
“民間回憶計劃”已經超出了單純的紀錄片拍攝和製作。鄒雪平和章夢奇還通過募捐和自費﹐在村裡為大飢荒死難者修建了墓碑。
這項計劃還在繼續。參與者說﹐他們在採訪﹑製作和播放過程中沒有受到來自官方的阻力。但是他們表示﹐要想讓這些紀錄片在官方電視臺播映﹐至少目前還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