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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勞資博弈的背後 從亞馬遜大戰工會談起


2月9日在亞馬遜貝塞默倉庫前,工會成員佛斯特舉牌呼籲工人投票同意加入工會(美聯社)
2月9日在亞馬遜貝塞默倉庫前,工會成員佛斯特舉牌呼籲工人投票同意加入工會(美聯社)
美國勞資博弈的背後 從亞馬遜大戰工會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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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電商亞馬遜和工會長達20多年的“鬥爭”迎來了關鍵一戰 - 在全美國的矚目之下,阿拉巴馬州貝塞默市亞馬遜倉庫的5805名工人正決定是否要加入工會,一旦投票通過,這將成為亞馬遜在美國本土的第一個工會。這場站在政治風口上的較量為審視美國工會的正反面,以及新的政治經濟形勢下的勞資博弈,提供了一個窗口。

疫情和種族運動推動工會運動

作為美國第二大雇主,亞馬遜公司自信已為員工提供了高於行業水平的工資和福利待遇,然而,這並沒能打消工人們的不滿。

“他們對待我們的方式就像我們只是個數字,是無名小卒,”名叫戴爾·理查森(Dale Richardson)的亞馬遜貝塞默倉庫工人對美國之音說,”我在這裡已經快一年了,盡我最大的努力工作,沒有人——沒有一位經理——問我關於我的目標。他們不關心我們。”

“被當作機器”、“不被傾聽”、“管理不人性化”、“績效要求嚴苛”、“未提供足夠的疫情防護和補貼”,這些是亞馬遜貝塞默倉庫的工人抱怨最多的話。在這些不滿之下,“零售、批發和百貨商店工會”(RWDSU)順利在這裡的工人中拿到了足夠的請願簽名,得以組織全體工人就是否要加入該工會進行投票。“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已在2月8日將選票郵寄給了亞馬遜貝塞默倉庫的5805名工人。他們將在3月29日之前作出決定。

這並非美國工會第一次試圖在亞馬遜撕開一個口子。事實上,在過去20多年中,多個工會屢次嘗試將亞馬遜的工人組織起來,但均未成功。這一次,成功的難度依然很大,但外界普遍預計這會是很接近成功的一次。羅格斯大學勞工研究副教授麗貝卡·吉萬(Rebecca Givan)認為,這一次的特殊之處在於新冠疫情和種族運動的推動。

她對美國之音說:“這一次不同的是,這些工人看到自己在疫情當中雖然被稱做'必不可少',卻受到糟糕的對待,而亞馬遜卻獲得了巨額利潤。他們感覺到自己被剝削來為他人牟利。另外,這裡面還有很大的種族因素。因為那裡的工人80%多是非洲裔。鑑於對'黑人的命也是命'以及種族主義的討論,再加上亞馬遜宣稱他們關心黑人的生活,這增加了工人的憤怒,促使他們想要做些什麼。”

美國工會的正反面

工會自十九世紀末開始在美國興起。其主要職能在於代表工人與資方進行談判,要求資方改善勞工環境,為工人爭取更好的工資和福利待遇等等。工會賦予了工人“集體談判”的優勢,還會在談判無法達成目的時組織工人罷工,並作為一股政治力量通過遊說等方式影響法律和政策的製定。

“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指出,美國的工會是“鬥爭性”的,尤其是和中國工會相比,美國工會在維護工人權益上更有“動力”。

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工會主要是執行黨的政策,它並沒有扮演一個鬥爭的角色去努力影響政策制定,讓其更有利於工人權益。而且它在基層組織中也是很薄弱的,工人的抗議得不到工會的支持,都是工人自發的,工人被關押和拘捕的時候,工會是沒有幫工人說過話的。美國工會雖然也有官僚的一面,尤其是大工會,但它更有維護工人權益的動力。美國的工會依靠的是向工人收取會費,它只有能夠幫工人維護權益,才能生存下去。美國有很多不同的工會,工會內部就有很多競爭。它們要去競爭工人的支持,這就取決於它們是否能幫工人維護權益。”

歷史上,美國工會在改善勞動環境、爭取勞工權益的問題上確有其貢獻。比如現在所奉行的8小時工作制,就是工會在1886年組織芝加哥工人大罷工爭取來的。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工會成員的周收入中位數為1144美元,高於非工會成員的958美元。

但工會在美國也始終面臨質疑。企業界和自由市場的信奉者們將工會視作破壞性力量,認為工會的介入實際上增加了工人和管理層之間的溝通成本,會干擾公司治理,扭曲勞動力市場,導致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生產率下降,而企業盈利能力受損反過來將傷害工人的實際利益——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我認為工會介入的問題在於他們經常使用一些強硬的手段,試圖驅使公司去做一些最終並不符合公司或工人最大利益的事情,”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研究員雷切爾·格雷斯勒(Rachel Greszler)對美國之音說,“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當工會形成時,他們是用一個聲音說話,並不是讓每個工人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會帶來很多副作用,比如僵化的論資排輩的薪酬制度,使得員工無法憑藉個人表現獲得加薪或獎金,不能有更靈活的工時安排,等等。”

工會另一個廣受質疑之處在於它的“排他性代表制”(exclusive representation):當一個企業的工人加入了某工會,這個工會就成了這些工人的唯一代表,工人很難脫離此工會,其他的勞工組織也無法再介入。此外,美國有約一半的州是“強制工會”州。在這些州里,如果一個工人所在的企業有工會,這個工人就必須加入該工會並繳納會費,無論他個人是否願意。在其他一些“非強制工會”的州里,雖然工人可以選擇不加入工會,但只要他所在的企業有工會,他還是要履行工會跟企業談判的結果。批評人士認為,這剝奪了工人的自主權,也助長了工會的官僚氣和腐敗。

法律的天平到底偏向哪邊?

傳統基金會研究員格雷斯勒表示,雖然工會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如今工會能為工人提供的東西都可以靠法律和競爭性市場獲得,因此工會只能通過將法律的天平壓向自己一方,以維持其勢力。

她對美國之音說:“工會為工人提供不了什麼了,所以我們看到他們在推動一些能夠讓工會佔上風的立法,強迫工人加入工會,儘管這些工人並不想也不需要加入工會。”

格雷斯勒所指的的立法就是三月初美國眾議院通過的《保護組織權法案》(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 )。該法案賦予了工人更多組織起來的權利,使加入工會變得更容易,並禁止雇主干涉和影響工會選舉,比如不允許雇主強制工人參加反工會的會議等等。另外,該法案還規定,在“非強制工會”的州里,如果工人所在企業有工會,即使這個工人選擇不加入工會,也還是需要繳納會費。這無疑會促使更多的工人選擇加入工會。

該法案被支持工會的人士視為重大進步,但受到企業界和保守派人士的猛烈反對。由於共和黨議員的阻攔,該法案預計很難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而在支持工會的人士看來,美國勞工法的天平卻是偏向雇主一方的。

他們指出,雖然美國現行的勞工法保障工人有組織和加入工會的權利,但在美國組織工人加入工會依舊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為法律只是禁止雇主採取某些強製手段阻止工會活動,但雇主依然有很多“迂迴手段”可以抵抗工會的滲透,比如以跟工會無關的理由開除試圖組織或加入工會的員工,或者將即將成立工會的部門整體裁撤掉,等等。

以亞馬遜為例,多年來,該公司一直是抵抗工會最頑強的企業之一,迄今為止每一次亞馬遜工人組織工會的努力都被資方成功化解。

這一次,亞馬遜為了阻止貝塞默倉庫的工人加入工會也可謂煞費苦心。他們不僅散發反工會的傳單,召開強制參加的反工會會議,在員工洗手間張貼宣傳廣告,還頻繁給員工發短信勸說他們要和公司站在一起而不是與工會為伍,並專門建了一個網站告誡工人加入工會的弊端。此外,亞馬遜還要求當地官員把倉庫附近路口的“綠燈”時間延長,以便讓工人在下班後迅速離開停車場,這樣就減少了他們和工會遊說者接觸的機會。

羅格斯大學勞工研究副教授麗貝卡·吉萬對美國之音說:“現在很難成立工會是因為,勞工法律使組織工會的工人很難在工作時間相互交流,或者接觸到其他員工。而雇主不僅有大量資源(可以來抵擋工會),他們還能夠比如迫使工人在工作時間聽反工會的演講,工人們別無選擇。”

而“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則認為,美國的法律既保護工人加入工會的權利,同時也保護資方,其本質是追求“勞資平衡”。

工會站在政治的風口上?

近半個世紀以來,由於美國傳統產業的衰落,以及企業界加大了打擊工會的力度,再加上工會因粗暴罷工等問題而聲譽受損,美國工人加入工會的比例從1964年的30%下降到2020年的11%左右。私營領域的工會參與率甚至只有6.3%。

在很多支持工會的人看來,如今美國或迎來了工會復興的政治“風口”。

新冠疫情之下經濟受挫,這使得“經濟不平等”問題獲得了更高的關注。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民主黨人正積極推動有關勞工權益的改革,眾議院通過有利於工會的《保護組織權法案》便是其中之舉。

參議院上週三(3月17日)也舉辦了一場有關經濟不平等的聽證會,還特意邀請了在亞馬遜貝塞默倉庫組織工會的工人前來作證。

本月早些時候,一個國會代表團親赴亞馬遜貝塞默倉庫參觀,並宣布將和這裡的工人“站在一起”。

尤其令工會歡欣鼓舞的是,他們在白宮還有一位盟友——拜登總統被視作最親工會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曾多次表示,自己是“工會的人”(union guy)。2月28日,拜登總統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個視頻講話,公開對亞馬遜貝塞默倉庫的工人喊話說,“每個工人都應該有加入工會的自由和公平的選擇”。

甚至,出於對亞馬遜在一些社會議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不滿,一些共和黨人也出人意料地選擇了工會一邊。比如共和黨籍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3月12日在“今日美國”撰文稱,當一家公司的領導層決定發動針對工薪階層價值觀的“文化戰爭”,他選擇支持工人,“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我和亞馬遜貝塞默倉庫的工人站在一起”。

分析人士認為,由於阿拉巴馬州是美國最保守的州之一,而亞馬遜又是抵抗工會最猛烈的公司之一,如果這一次工會能夠在阿拉巴州的亞馬遜倉庫取得成功,將向外界釋放出強烈的信號,帶動起新一輪工會運動的勢頭。即便工會這次再度落敗,這一場備受矚目的較量也已經為美國的勞資博弈平添了有力的一筆。

羅格斯大學勞工研究副教授麗貝卡·吉萬對美國之音說:“這件事釋放出很多信息,會對國會考慮勞工法改革有幫助。”

而對工會持批評態度的人士也認為,這場在亞馬遜中湧起的工會運動為雇主們拉響了警鐘,提醒他們在新的經濟和政治形勢下,應該給工人更大的話語權,儘管未必是通過工會來實現。

傳統基金會研究員雷切爾·格雷斯勒對美國之音說:“這件事確實讓我們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工人需要被傾聽。所以亞馬遜需要在工會之外尋找替代方案來給工人話語權。比如建立工作委員會或者由工人組成的董事會,來負責工人和管理層之間的聯絡工作。或者給予各個經理更多的權限和自由度來滿足工人的需求。工人需要知道這會給他們和公司帶來共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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