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力吉木仁（Ulziimuren）是一位紀錄片製作者。十多年前，他扛著攝像機，在他的家鄉內蒙古各地走訪，記錄蒙古族小學的變遷。21世紀初的內蒙古，每一個旗（縣級行政區）有三四十所蒙古族小學，用蒙語授課。可到了2005年左右，內蒙古以“整合資源、提高民族地區教育辦學條件”為名，減少了民族小學數量，導致每個旗最後只剩下一所這樣的小學。
烏力吉木仁說，記錄那些變遷，是為了幫助被迫遷移的老師和孩子。可當時的人們似乎覺得，關閉學校，讓孩子去大城市上學不是什麼壞事。他說他那時就擔心，每個旗剩下的那唯一一所小學，也有一天會被進一步影響。
那一天最終還是到來了。
隔洋牽掛家鄉族人
就在今年秋季學期開學前，中國當局發布規定，從9月1日起，內蒙古地區中小學教學科目，包括歷史、政治和語文以普通話授課，將蒙古語從核心課程中移除。美國之音了解到，內蒙古的小學過去從三年級開始學漢語，新規將這個時間點降低到了一年級，而且除蒙語課以外其他課程全部用漢語開展。
聲明稱這一教學語言的改變“是民族地區廣大群眾和學生的現實要求”，但廣大群眾和學生對此的反饋卻與聲明所稱的相去甚遠。
內蒙古大學教授央· 特古斯巴雅爾（Ya TegusBayar）在雙語教育的消息剛傳出不久的7月就撰文表達了反對，他認為從一年級開始雙語學習最終會導致蒙古族孩子兩種語言都無法徹底掌握，成為“半語者”。
這篇題為《國家通用語言和自治區⺠族語言的兩立雙贏路徑——內蒙古⺠族教育的教學語言文字不能變》的文章很快便在網絡上被刪除。
政策出台後，內蒙古錫林浩特市錫林郭勒盟、通遼市扎魯特旗、赤峰市翁牛特旗等地相繼發生蒙古族學生、家長、老師和普通牧民的抗議活動，表達他們對“雙語教學”政策的不滿。
很快，內蒙古警方發出通告，對100多名“嫌疑人”進行通緝，罪名是廣泛使用的“尋釁滋事”，但沒有給出細節。
在大洋的另一端，已經生活在美國的烏力吉木仁夜不成寐。因為和家鄉的時差，他只能夜裡在微信上收集內蒙古的抗議信息，穿越層層網絡審查，了解真實情況。他說，每一個在微信上和他聯繫的人，都可能會遭到當局報復。
“對於我們個人來說，（國內的）朋友和家人都在面臨著更大的危險，但是我不能什麼也不做。這個時候，我必須應該做，” 他說。
烏力吉木仁並不孤獨。一群生活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郊區馬里蘭州的蒙古族人正在為他們千里之外的家鄉人民發聲，希望他們引以為豪的語言和文化能夠逃脫中國當局侵略性民族政策的侵蝕。
這11戶人家、共50名蒙古族人來自內蒙古的不同地方，他們大多人到中年，90年代中期來到美國，此前在新澤西工作。後來因為馬里蘭州有一家蒙古人開的信息技術公司，才搬來了馬里蘭。他們幾十年前都成績優異而進入了內蒙古大學附屬中學的牧區班學習，成為不同年級的校友，因而彼此相識。
這些年來，為了保護蒙古文化和傳統，他們持續和包括蒙古呼拉爾組織，內蒙古人民黨等機構保持聯繫，同時計劃成立世界南蒙古文化協會（南蒙古是他們對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及其周邊傳統蒙古文化區域的稱呼）。他們透露已經在和美國國會議員們聯繫，希望能在美國建立一個蒙古游牧文化基地，保留蒙古人古往今來的生活方式。
“比親戚還親的朋友”
雙語教學政策出台後不久，他們組織了近兩百人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中國大使館外進行了抗議。他們計劃在今年中國的國慶節前後，再次到使館外表達訴求。
作為生活在異鄉的蒙古族人，他們形容互相之間是“比親戚還親的朋友”。
移民至美國多年，他們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並不深，而更多地自稱蒙古人，或是來自中國的蒙古人。而跟蒙古國人士交流時，他們才能感受到深深的文化連結。
他們當中的鄭日和（Erkhee）說，內蒙古的蒙古族人和蒙古國人在文化、語言、習慣上相似，他們常常一起喝酒，完全沒有隔閡。
據另一名蒙古族人士蘇和（Suhe）透露，他們在中國大使館外抗議的時候，到場的人裡有超過一半來自蒙古國。
根據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作為主體民族，漢族在中國占據了超過91%的人口。無論海內外，中國文化也經常和漢族文化畫上等號，而少數民族文化卻僅僅是少數民族文化，他們既被劃分為中國人，但又“不夠”中國人。
而這一群蒙古族人拒絕接受這種邊緣化的待遇。
“我們不覺得自己是少數民族，” 其中之一的奧永比利格（Oyunbilig）說，“我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們是要當家做主的。”
他補充說，“中國人”這個概念對他來說幾乎等同於“漢人”，所以現在生活在了美國，他已經與“中國”沒有太多關係，自認為是“美國的蒙古人”。他作為蒙古人的身份高於國籍。
他說：“以前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可是永遠都是蒙古人。”
從小受到文化歧視
這種爭取當家作主的態度，一部分來自於他們從小就受到的文化歧視。
蒙古族人寶力徳（Bold）說，他小時候常常遇到一些漢人，霸凌他們蒙古人，叫他們“韃子”，並稱不講漢語的人都算文盲。
鄭日和覺得，母語是什麼語言，是不是漢語，並不決定一個人價值。他舉例說，生活在馬里蘭州德國鎮的這一群蒙古族人中，不少人都擁有高學歷，在海外留過學。
“事實證明蒙古人可以學好自己蒙語，也可以學好漢語、也可以學好英文、日文都可以，然後拿到博士學位，” 他說。
奧永比利格補充說，內蒙古學校過去的語言教學課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接觸讓蒙古學生在高中畢業時都掌握了漢語，而語文即漢語作為高考必考科目意味著必須學好。此外，他澄清道，抗議這次的“雙語教學”並不是在傳達不想學漢語的意思，而是想要保證學習自己民族的語言的自由。
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所主任凱瑞.布朗（Kerry Brown）在他2006年出版的史書《中國文化大革命時對內蒙古人民黨的圍剿，1967-1969年》（The Purge of the Inner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69 ）裡記錄了文革對內蒙古文化的破壞和對蒙古族人的摧殘。他對美國之音說，在幾十年的民族政策上，以漢族人為絕對主體的中國政府一直帶著漢族是先進民族、漢文化是先進文化的態度在處理民族關係。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那時候的問題就是漢族沙文主義（Han chauvinism），” 他對美國之音說，“文革之後那受到了批評。當我90年代生活在內蒙古的時候，常見的觀點是，漢族是現代化了的民族，是被啟蒙了的民族，而蒙古族是落後的民族。”
他補充說，把不說漢語當作落後的這種觀點加劇了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如今不斷減少課程中蒙語部分的政策會被視作是漢族作為主體民族在試圖掌控另一個民族。
2007年，布朗曾發表署名文章《1967-1969年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對“成吉思汗後裔”的剿滅》（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1967–1969: The Purge of The “Heirs of Genghis Khan” ），回望了文革時期內蒙古人，特別是蒙古族的遭遇。
他寫道，因為被懷疑與境外勢力聯合，在內蒙古的一些地方，幾乎所有的蒙古族人都被抓起來，並出現了刑訊逼供慘案，如用高溫鐵塊打下烙印，切舌頭，挖眼珠，以及活烤。
他還寫道，因為14世紀蒙古帝國的奠基人成吉思汗對當時中國宋朝的征服，奴役和剝削，文革時期與他有關的遺址被破壞，與他有關的節日也被禁止。
這一點，不少出生在文革時期的蒙古人都記憶猶新。
奧永比利格生於1968年，那時正值文革的頂峰。他說自己小時候都不知道有蒙古語，也不知道有蒙古民歌，天天唱的都是樣板戲裡的歌，他甚至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存在。他回憶說，文革後這方面的嚴控才被放鬆，老師和前輩們才被允許講蒙古族的歷史和文化。他慢慢意識到，自己的蒙古文化並不比其他任何民族差。
少數民族的辛酸不被漢人理解
在中國國內，有不少漢族人認為少數民族是中國民族政策的受益者，甚至享有特權。而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政府向少數民族居住地區撥款，或是給少數民族學生的高考成績加分。
可是，作為所謂的受益者，奧永比利格說，漢族人看不到的是這些少數族裔在被宣傳成重點照顧對象背後所失去的自由。他把蒙古人多年來的經歷的和新疆的維吾爾人、西藏的藏族人、香港人、台灣人所經歷的來自中國政府的侵略性干擾做了類比。
“你來到我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家園，我們的土地，把土地給佔了，所有的羊啊，馬啊，所有的財產都給搶走了，然後你就反過來高考給我們20分？” 他質問道。在他看來，歷史上蒙古人和漢人和平相處的時期幾乎只發生在清朝的早中期，那時兩族人都被另一個民族---滿族---所統治。
當“雙語教學”政策的消息突然傳來的時候，這一群移居到了美國的蒙古族人決定要為家鄉的同胞發出吶喊。對他們來說，這個政策是多年來漢人文化霸凌的進一步體現，而保護蒙語則是在保護自己千百年文化的根基。
“現在觸及到我們蒙古人的最底線，文化的靈魂就是語言跟文字，那你現在連文化文字都不讓講，不讓學，徹底想把這個民族抹殺掉了。這是一個非常不可容忍的事情，”鄭日和說。
“如果我們再不抗爭的話，我們這個民族就沒有了，”蘇和說。
“如果一個世界，全是紅花，你每天唱的歌都是牡丹歌，你覺得好聽嗎？如果哪一天，蒙古的唱調，蒙古的馬頭琴，蒙古的優美的文化，從歷史舞台上消去的時候，你再也聽不到這種聲音的時候，你作為一個大民族，漢人，你聽不到這個，你只能聽到牡丹歌的聲音，這個時候你想到什麼，你覺得美嗎，”寶力徳說。
“我知道我這一輩子，如果我在這個關頭什麼也不做的話，一輩子會後悔，”烏力吉木仁說。
不過，能理解他的漢族人並不多。
在北京生活過十幾年的他在那裡有不少朋友。可是當抗議雙語教育的新聞傳出時，他說他的那些漢族朋友都委婉地告訴他，和平最重要。
“我認為，此時此刻，我們要為自己的權利奮鬥，是最大的和平,“ 烏力吉木仁說，“我們和平了70年，今天連自己的人話都不能說了，你說我們還怎麼和平。”
倫敦國王學院的布朗教授在給回顧內蒙古文革慘劇的文章收尾時寫道，中國人似乎傾向於遺忘當年的事件：“奇怪的是，在這段荒涼又充滿創傷的年代過去後，在上千萬人受苦受難之後，似乎沒有經驗教訓被汲取。“
但接著，他又寫道，像當年那樣造成民族和階層反目的政治運動是不太可能發生了。可十三年後，習近平領導之下的中國少數民族政策已經導致新疆維吾爾族人士的基本權利遭到大規模侵犯，蒙古族人士並不擁有免於遭到迫害的特別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