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進黨立法委員黃國書10月17日坦承，曾在學生時代，擔任國民黨情治系統的線民，協助偵蒐政治犯和學運人士。黃國書除了致歉之外，也宣佈立即退出民進黨。這場民進黨內的政治風暴再度引發各界對“轉型正義”進程的熱議。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報告，國民黨主政下的調查局1980年代在全台灣佈下的線民超過三萬人，試圖組成一個滴水不漏的社會監控網絡。
民進黨立法委員黃國書曾是威權時代的線民，消息經媒體曝光後，引發台灣政壇熱議。黃國書本人於10月17日透過臉書坦承，他確曾被迫協助情治單位政治偵蒐他在大學時期認識的反對人士和學運份子。對這段戒嚴時期的往事，他向當事人表達愧歉，並宣佈三退：退出民進黨和立法院黨團的運作、以及任期屆滿後不再尋求連任。
他寫道:“從政後我努力工作，致力推動台灣本土歷史文化的重建，算是對當時犯錯的內心救贖。”
黃國書線民案掀政治風暴
黃國書本人認錯後即保持緘默。但據《聯合報》報導，黃國書監控的對象應是台獨作家楊碧川，他曾向情治單位描繪楊碧川家中的格局，也收取過每月至多上萬元新台幣(約360美元)的線民費。報導稱，這讓學運人士非常不諒解，因為當年他們為理想苦撐，每月支度不到新台幣5000元。報導更引述民進黨大老利錦祥的質疑：黃國書“從政前為何不及早坦白？為何還讓大家繼續栽培(他)?”
不過，也有黨內人士肯定黃國書勇於認錯。據風傳媒報導，民進黨立委蘇治芬表示：“推動轉型正義的真諦，不是清算，而是在歷史這本大書中，補上被糊起塗抹的黑暗篇章，讓外界能讀到真實。”她更援引南非的實務經驗，呼籲各界“用特赦換真相，用真相換和解。”
對此黨內的政治風暴，台灣總統蔡英文也於10月20日的民進黨中常會做出回應。她說：“轉型正義真正的用意，並非清算，更非鬥爭，而是讓威權統治機關所犯下的過錯，可以被揭露，讓受害者可以清楚歷史的真相，讓社會在充分理解當年傷痛的歷史之後，找到和解的可能，並且讓這個國家可以繼續作為一個共同體，往前走下去。
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違法和不公義的行為，加以平反的工作，包括還原歷史真相、追究加害者和彌補受害者等。
戒嚴時期“線民”如何運作？
台灣的威權時期，也稱“白色恐怖時期”，始自1949年5月20號，直到1992年5月18日。在此期間，當權者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除頒發戒嚴令限制人民自由外，也建立“八大情治系統”，包括國家安全局、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國防部保密局、調查局等，還佈署“線民”，對特定個人與群體進行嚴密監控，以協助情治單位掌握情勢。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委託台灣大學所做的“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報告指出，調查局在1981年編印“佈建工作手冊”，全國預定佈建線民達3萬名，其中40%平均分佈在各行政村里，60%平均分佈於社會各階層，既廣且深。
該報告稱，無論是遭脅迫或被利誘成為線民，這些線民也分等級。“一般佈建”的線民每月至少要聯繫調查局人員一次，“重點佈建”者則每月聯繫2次以上，而“內線佈建”及“偵破佈建”者則與調查局保持經常性的聯繫。除了“一般佈建”沒有固定薪資，其他的線民每個月能支領新台幣1千元至2萬元不等的報酬。
遭偵蒐監控的受害者
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作家陳芳明，曾經是國民黨線民的受害者。陳芳明表示，1974年他赴美求學，求知欲強的他當年在學校圖書館讀了許多中國相關的書籍，包含人民日報，沒想到卻因此被線民盯上。有一次他打電話回台灣，才知道調查局竟登門找他父母盤查，引發父母擔憂，期間母親曾赴美探望他，離去時在登機門前淚流滿面。
陳芳明回憶當年，告訴美國之音：“她好像要跟我訣別的樣子，她就說，你答應我，做一個平凡的人。她轉頭就走進去(登機門)，那時候我的心好痛，看到母親這樣流淚。我就覺得蠻奇怪，我只是看我想要看的書，很平凡的一件事情，可是在國民黨眼裡，我就是江洋大盜。”
陳芳明說，他成為黑名單人物，無端連累家人，至今仍對父母心有虧欠。陳芳明說：“他們(父母親)確確實實是領教了整個戒嚴時代那一種痛苦，她的孩子在海外變成黑名單不能回來，這一點我一直還是對我父母有虧欠。”
性格強硬的陳芳明，為了反抗國民黨威權政府，便開始在海外主辦批判性的政治刊物，流亡18年後才回到台灣。陳芳明說，台灣的轉型正義要做到，讓他自己和全民都可以自由發聲，說自己想說的話。
威權時代的“加害者”
因民情不同，各國執行“轉型正義”的經驗也不同。以南非為例，著重揭露真相，尋求和解，而德國則是傾向追究加害者，並予以審判和懲罰。
台灣脫離威權時代已有30年，是從2016年才開展轉型正義的工程。
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認為，“加害者”是一個多層次、多意涵的概念，也許是道德上該譴責的人，也或許是法律上應當要追究的人，要如何確切定義，並不容易。
林佳和告訴美國之音：“台灣是全世界最長的戒嚴，超過38年，台灣又經歷過比方說二二八事件、清鄉、白色恐怖，接近軍事獨裁，到威權、到半威權，半開放。那麼長的歲月，又經歷過統治從高壓，到相對半開放，非常多複雜的時期，我們確實必須承認，我們在對於加害人的掌握跟定義上非常困難。”
“轉型正義” 知易行難
依法處置加害者和追求轉型正義，有五大常見的程序，分別是：刑事追訴、特赦、成立真相委員會、補償賠償與人事清查。林佳和指出，目前大多數國家都傾向不以刑法來追訴加害者，即便他們經判刑、也會給予特赦。其中，他說，人事清查是比較中性的作法，不查民營企業，僅調查公部門，像波蘭與捷克就不容許威權統治的幫兇共犯留任公職。至於台灣，目前的重點工作僅有“補償賠償”。
分析人士說，以台灣的政治氛圍，“轉型正義”容易陷入僵局。一來是追求正義的同時，若祭出對加害者的懲處，很容易被視為政治鬥爭。二來若當權者呼籲受害者放下過去、尋求和解的，則會被苛責為粉飾太平。台灣各族群在威權時代的經歷各不相同，在互不理解下，轉型正義也難有共識。
位於台北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黎家維就認為，台灣的轉型正義針對性太強，處理的對像明顯是國民黨，由於國民黨仍和民進黨存有競爭關係，因此難脫政治鬥爭清算的聯想，追求和解的高度也很難看見。
黎家維告訴美國之音：“政治領導者、各黨派，如果真的要推動和解的話，真的要攜手起來，一起做這個事情。現在的領導者我是看不到這種氛圍，在我看來，動員仇恨是一個最廉價的方式。”
黎家維說，走過威權時期，台灣的政治社會結構都發生了複雜的變化。轉型正義若是追求速成，容易陷入仇恨與冤冤相報的循環，甚至另一個不正義。
轉型正義加深分裂？
不過，政大法學院的林佳和認為，台灣必然要追求“轉型正義”，即便部分人士擔心，轉型正義會加深分裂，但他認為，不願面對轉型正義，反而才更加深分裂。
林佳和說，以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政治菁英的態度，以及社會對平反真相和伸張正義的要求力道，都是各國執行轉型正義時，最重要的關鍵。對於台灣“轉型正義”的前景，他略表悲觀，他說，台灣社會必須先忍受一定程度的分裂，才能再度找到共識。
林佳和告訴美國之音：“台灣社會那種極度鄉怨，只要有錢賺，只看經濟，極少為了公義而勇敢的站出來，所以台灣的轉型正義，自然不可能像德國那樣。你說南非好了，南非的真相與和解，一定要先有真相，沒有真相沒有和解可言。 那台灣社會連真相都不要。”
台灣的“和解政策”
台灣於2016年規劃成立促轉會，這是一個規劃機關，針對各轉型正義的議題，例如，台北中正紀念堂的轉型計劃，提出立法、修法的建議給行政院長，最後將執行工作移轉給國家。
對此，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黎家維建議，促轉會應以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會為典範。他說，該委員會的主席是知名的屠圖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其名言為“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他呼籲，作為規劃社會和解的促轉會應向屠圖主教看齊，帶頭鼓勵寬恕與和解，否則若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將不具說服力。
黎家維認為，台灣30年後才來推動轉型正義，多數加害人和受害人都已過世，而仇恨情緒也已不如當年強烈，也就是說，當事人的後代子孫或許能較持平地去看待當時的社會氛圍。
曾遭黨國迫害的作家陳芳明，也同意消弭仇恨，追求和解。他告訴美國之音：“我覺得轉型正義是，你只要把歷史的真相公佈，就是一個轉型正義了。可是你要做報復性的(轉型正義)，我是比較不主張，這種報復你就永遠沒完沒了，你報復了他們，你又製造他們家庭的不幸。我還是從人權的觀點來看，他是迫害者，可是既然都已經解嚴了，我們就來和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