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監管部門最近再出重手，以反壟斷為由，將對外賣平台美團處以巨額罰款。經濟觀察人士稱，當局以反壟斷法來整頓市場，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這種一方面只針對民企，另一方面卻放任國企壟斷的做法，非但不能保障商家的良性競爭，有效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反而會抑制民企的創新和發展，從而有可能殃及中國整體經濟的發展。
繼阿里巴巴後美團或被重罰
華爾街日報8月9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稱，中國的反壟斷監管部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將在幾個星期後對中國的外賣平台美團處以大約10億美元的罰款，原因是，美團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二選一”的壟斷做法，迫使商家必須要選邊站，損害商家和競爭對手的利益。
中國市場監管總局將對美團的反壟斷罰款，是中共當局今年對民營企業開出的第二大罰款單。去年12月，市場監管總局在對“阿里巴巴境內零售平台服務市場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立案調查後，於今年4月10日依據《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禁止“沒有正當理由，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進行交易”的規定，對阿里巴巴“二選一”的壟斷行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處以其2019年中國境內銷售額4557.12億元4%的罰款，計182.28億元”（約合28億美元）。
中國市場監管總局在對阿里巴巴開出天價罰款時說，阿里巴巴集團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對平台內商家提出‘二選一’要求”，這種行為“排除、限制了中國境內網絡零售平台服務市場的競爭，妨礙了商品服務和資源要素自由流通，影響了平台經濟創新發展，侵害了平台內商家的合法權益，損害了消費者利益”。
近年來，阿里巴巴、美團等中國互聯網公司，面對14億人口的巨大消費市場，在不斷發展和壯大，並在各自的行業佔舉足輕重的市場份額。以美團為例，美團2015年與另外一個外賣平台“大眾點評”合併後，該公司在市場佔有份額越來越大。根據互聯網大數據監測平台Trustdata的統計數據，2020年第二季度，美團在中國外賣市場份額佔比達68.2%，超過第二名的“餓了嗎”（25.4%）至少150%。美團在外賣行業中的“老大”地位，被認為與該公司採取的“二選一”政策不無關係。
華爾街日報報導稱，中國市場監管總局認為，美團也有阻止商家在競爭對手平台上銷售商品的行為，並於今年4月開始對美團涉嫌壟斷行為進行調查。
中國“奇葩”式的反壟斷之路
中國著名獨立經濟學家鞏勝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壟斷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但是，中國目前的“國有資本的權力經濟”，使中國的反壟斷法走了一條全球市場經濟國家沒有走過的路。他舉例說，中國移動佔全國市場份額70%以上，包括工商、人行等在內的5大國有銀行所佔市場份額超過80%以上。但是中國當局卻對這些國有企業的壟斷放任不管。
他說：“所以，中國的反壟斷，走了一條怪路，走了一條市場經濟之外的路”。
鞏勝利說，市場經濟，就應該是法治經濟，公平經濟，自由經濟。但是當局從“源頭的國策上”就把經濟劃分為“你壟斷行，我壟斷不行，他壟斷也不行”。他說，這樣的劃分，就像一個天平，當局決定“按下哪一方”，“抬起哪一方，這種做法勢必將中國的市場經濟引向“奇葩”的道路上。
8月2日公佈的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的榜單顯示，中國國有企業在前10名佔三席，分別是第二（國家電網）、第四（中石油）和第五位（中石化）。中國大陸（含香港）共135家企業上榜，數量連續第二年位居各國之首。
鞏勝利說，這個名單從側面反映出，中國國有企業壟斷地位牢不可破，不僅越來越稱霸全國，更在全球範圍內佔據顯著和重要地位。他說，相比之下，中國的民營企業在“日落西山”，未來更會是“國進民退”，“國企強、民企弱”。
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席教授謝田認為，中國市場監管部門以所謂的反壟斷法為由，即將對美團開出天價罰款，以及此前對阿里巴巴的壟斷行為處以182億元人民幣罰款的做法，並不是正常的市場監管或維護市場的秩序。他說，中共在政治上的壟斷，限制了谷歌、臉書等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扶植了中國科技和互聯網公司在國內的壟斷地位。
學者：反壟斷的目的是要割韭菜
謝田對美國之音說：“可以說，中共給了他們在中國市場的壟斷地位。中共認為，這些公司本來就是中共允許發展起來的，中共現在要割韭菜了，尤其是那些掌握了大數據的那些公司，或者在海外有外匯資產的，或者有國際市場影響的公司，從螞蟻金服，到騰訊公司，以及前一段時間的滴滴出行，全都是為了一個原因，就是中共要搶錢，割韭菜。對美團來說也是一樣，這只不過是中共用一種藉口來收割韭菜而已。”
謝田教授認為，中共當局以反壟斷的藉口，有針對性地打擊一些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其根本目的，一方面是割韭菜，另一方面是要想方設法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監管和掌控，讓民營企業牢牢地置於中共的監管和領導之下。他說，儘管民營企業的發展受到影響勢必會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但是中共在乎的不是經濟發展，而是牢牢控制其政權。
他說：“但中共不會在乎這一點，它只為了自己的政權，只為了它自己搶奪民間的財富，搶錢，然後是統治和控制，向民企電商公司派黨支部書記，甚至要讓黨支部書記進入公司的董事會。事實上，所有這一切就是要加強控制，把這些公司收回共產黨所有，共產黨控制。”
謝田教授說，中共任意收割韭菜，打壓民企，還表現在國務院最近發布的《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他說，中共以所謂“雙減”為由，“全面規範校外培訓行為”的規定，就是要把這些不在中共教育體系之內，中共無法控制的校外培訓趕盡殺絕，從而保證中國的教育政治上正確，要聽黨的話。
前世界銀行-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趙曉博士說，在一個法治經濟，或成熟的市場經濟中，政府對企業發起反壟斷調查或者處罰，都是正常的，屬於市場經濟中的一環，但目前的問題是，中國是不是一個法治下的自由市場經濟。他說，如果中國不是法治之下的市場經濟，有關職能部門根據某個法律規定來反壟斷的話，人們在讚同反自由市場經濟中的壟斷時，更會質疑政府“為什麼不反法定的壟斷呢?”
趙曉對美國之音說：“法定的壟斷，就是國有企業的壟斷。國有企業的壟斷，這是中國主要的問題。各個領域，各個主導的行業，都被國有企業所壟斷，包括銀行、金融等等。這是法定壟斷，實際上是由政府在形式上授權的壟斷。”
孫大午案件的寒蟬效應甚於反壟斷懲罰
這位前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說，中國政府反信息時代的壟斷，有其合理性，但今天中國的問題在於，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政策始終是不公平的，今天出台個文件，明天又頒布個規定，對民企發展設置種種限制。他認為，政府以反壟斷法懲罰阿里巴巴，美團，開出天價罰款，讓其他民營企業不寒而栗，但是對民企產生深遠和重大影響的是最近發生的孫大午事件。
7月28日，河北省高碑店人民法院以所謂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妨害公務罪、尋釁滋事罪等八項罪名，判處民營企業家孫大午18年徒刑，並處罰金311萬元人民幣。孫大午的兒子和兩個弟弟也被分別判處9至12年徒刑。
孫大午被認為是個愛鄉土、愛員工，並且敢言的企業家，2015年在中共當局大規模抓捕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時，曾經公開為律師發聲。觀察人士認為，孫大午的敢言，不畏權勢，讓當局大為不快。
目前是獨立經濟學家的趙曉博士說，孫大午上萬員工的企業被充公，全家被“滿門入監”，是當局希望通過此舉釋出殺雞儆猴的寒蟬效應。
他說：“我認為，孫大午的這個案子，比美團、阿里巴巴要嚴重得多。這個造成的寒蟬效應，必然使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集體的‘躺平’，集體的‘臥倒’，可能比美團，比阿里巴巴的影響，還要大很多。”
趙曉說，中共當局的權力，對於資本來說，可以說是“高高在上”，在中國，資本跟權力沒有任何抗衡的地位。他說，孫大午事件反映出，民企對改革的信心，一夜間就回到了1978年以前。趙曉表示，中國監管部門打壓民營企業，讓民企老闆們人人自危，不寒而栗，到頭來會殃及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和增長。
趙曉說，中國經濟發展能否“後勁足”，持續高速增長，目前面臨著人口紅利消失和產業鏈轉移的兩個長期性的挑戰。
他說，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騰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人口的紅利。但是目前中國人口紅利，已經變成人口負債。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長趨勢，即1.3的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低於1.5被認為是一個警戒線），中國在本世紀末的人口將驟降到大約6個多億。如果按照勞動力人口逐年下降趨勢估算，中國經濟未來將從“保六”，降到“保五”、“保三”，甚至“保二”。
趙曉說，經濟脫鉤，產業轉移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中要面對的另外一個主要挑戰。
他說：“所以，內部有一個長期的人口和勞動力減少的挑戰，外部由開放紅利，變成開放負債，也就是產業鏈轉移的挑戰。因此，中國經濟未來的挑戰是非常、非常大的。”
獨立經濟學家趙曉說，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關鍵的是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還能不能繼續背負各種的沉重，來支撐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活力。他說，政府對美團和阿里巴巴反壟斷的處理，雖有幾分是合理的，但是在眼下的民營企業整體的環境裡，可能會加劇民營企業負面的，缺乏信心的心理狀態。他認為，孫大午的案件對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來說，是致命的一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