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底的中共中央經濟會議上，中國政府將解決貧困問題作為今後三年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其他兩項分別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和“污染防治”）。今年初，習近平又在主持脫貧座談會時強調要在2020年前實現“全面脫貧”。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在解決貧困問題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始終面臨許多問題。
一些學者認為，如何更好地解決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是習近平的“脫貧戰”面臨的重點之一。
三農問題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1990年到2005年全世界極度貧困（即每日收入低於1.9美元）人口從18億減少到8.4億，而中國脫貧人口佔到了這個數字的一半。
同時，中國大部分貧困人口生活在農村。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帶來的農村發展幫助上億農民擺脫了貧困生活。拋棄“大鍋飯”，實行“包產到戶”，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政策提高了農業的生產力，也使一部分富餘的農村勞動力加入到輕工業生產當中，提高了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
不過進入1990年代後，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減緩，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返貧現象。農業稅和名目繁多的“提留費”、“統籌費”等使農民負擔沉重。有些地區虛報農民收入，超標提取稅費，或違規按照田畝和人頭平攤徵收特產稅和屠宰稅等。作家陳桂棣和吳春桃撰寫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和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撰寫的《我向總理說實話》等書也詳細描述了這些現象。
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盧可欣（Kristen Looney）認為，1990年代農村的苛捐雜稅是中央政府希望統籌各地發展帶來的“意外後果”。盧可欣教授表示，1990年代中國希望通過中央向地方收稅並轉移支付的方式，來平均各地方的發展，但地方政府因此把手更多地伸向農民，通過巧立名目徵稅收費來充實財政。
沉重的負擔讓農民不願繼續耕種，青壯年人大量外出打工，農村土地“撂荒”現象嚴重。面對這樣的問題，胡溫政府加大了三農方面的投資，在2006年廢除了農業稅，並在農村發展“合作醫療”等社會保障專案。
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
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盧可欣認為，與前幾任領導人相比，習近平政府提出的農業改革有幾點不同。
首先，習近平政府提出的“精準扶貧”讓中央政府繞過地方政府直接分配扶貧資金。盧可欣認為，這樣的好處是減少了資金分配的層級，也減少了挪用和貪污的機會。精準扶貧需要政府搜集貧困戶的資料，針對貧困戶不同的情況制定不同的政策。
但也有人擔心，對於中國這樣各地差異巨大而且人口眾多的國家，這種“量身定做”式的扶貧政策過於複雜，可行性需要打個問號。
此外，政府希望通過集約化生產提高農業生產力，並出臺政策鼓勵農民進城購房、落戶。將農民變成城市居民，鼓勵農村土地的集約化使用，這些政策似乎符合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需求。
但另一方面，暴力征地問題如何避免？城市是否能提供這麼多就業崗位？他們的醫療和子女教育如何跟上？如何給農民提供有效的就業培訓？對於年長的或由於其他原因難於學習新技能的農民怎麼辦？這些都是擺在政府面前的難題。
去年底，北京市多個區縣出台“清理低端人口”政策，有的地方甚至用拆房、限時斷水斷電等政策強迫外來務工者搬遷。誠然，北京作為首都有其特殊性，政府也不見得希望把農民進城的目的地設在北京。但是如果越來越多的農民在政策鼓勵下進城買房定居，其他城市是否會出現類似北京這樣的反彈？如何促進“新市民”和“老市民”之間的融合？這些問題也並沒有得到回答。
習近平的“扶貧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習近平本人的形象與這項運動的宣傳緊密相連。盧可欣說：“這場運動有民粹主義（populist）的意味，而習近平在這場運動的中心。” 而當一項政策與一個領導人相連，它的延續性也要隨之打一個問號。
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葛強（John Giles）認為，電子商務也是振興農村經濟的好方法。
葛強舉例說，有農民在接受了電子商務培訓後在家鄉開設網店，賣農產品和小手工製品，“甚至慢慢改變了一些村莊的經濟結構”。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農業與能源經濟系兼職教授大衛·羅蘭-霍斯特（David Roland-Holst）認為，目前評價習近平政府的農村政策是否有效為時尚早，但隨著中國人工成本的增加和製造業優勢的減弱，如何解決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如何促進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融合是擺在政府面前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