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奧會將於明年2月登場，各國選手在最後倒數3個月期間，都在積極備戰。不過，就在拜習峰會落幕後，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可能帶頭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抗議中國的人權侵犯。此外，部分人權團體也呼籲明年參賽的選手，以戴黑手套等象徵方式，來加入抵制的行列。
2022年冬季奧運會將於明年2月4日至20日於中國北京舉行，位於河北省的張家口市將是本屆冬奧會戶外冰雪項目的主辦城市。這將是中國首度舉辦冬季奧運會，而繼2008年夏季奧運後，北京也將成為全球第一個曾主辦過夏季和冬季奧運的城市。
由於中國的新冠疫情持續延燒，讓主辦單位近期坦言，舉辦冬奧“面臨巨大壓力”。除此之外，國際社會及各大人權團體也因中國人權紀錄不佳，陸續發出部分或全面抵制北京冬奧的聲浪。
歐美議員籲外交抵制 學者：可行性高
拜登與習近平視訊會議剛落幕，華盛頓郵報11月16日就引述多位知情人士報道說，白宮近期將宣布，拜登和美國政府官員不會出席北京冬奧。報道稱，拜登政府將知會盟友，並讓各國自行決定是否跟進美國，外交抵制北京冬奧。而拜登本人也於11月18日親口向記者證實此一消息。
美國包含共和黨參議員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民主黨參議員蒂姆·凱恩（Tim Kaine）等人，早在10月底提出年度國防政策法案的修正案時，就以中國踐踏人權、違反奧運精神為由，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對北京冬奧進行外交抵制。
該修正案要求“終結中共持續侵犯人權行為，包括維吾爾族所遭受的種族滅絕”。
帶頭提案的羅姆尼認為，進行這種外交抵制“將打擊中國共產黨，而不是懲罰我們的美國運動員。”另於今年5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就曾提出類似建議，呼籲各國領導人不出席北京冬奧觀賽，但運動員可以如常參賽。
在歐洲，歐洲議會已於7月壓倒性通過一項決議，敦促歐盟及各成員國官員不要參與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除非中國在香港、新疆、西藏及內蒙等地的人權狀況展現“可被驗證的改進”。英國下議院也於同月投票通過一項不具約束力法案，對明年中國舉辦的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
儘管歐洲各國及美國尚未對外交抵制北京冬奧做出最終決議，不過，位於美國紐約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西方政要因人權問題不出席冬奧盛會已有先例，這次若歐美各國首腦和官員選擇不出席北京冬奧，也不會令人太意外。
胡平告訴美國之音：“8年前，當時擔任(美國）副總統的拜登和總統奧巴馬，就一道抵制了在俄國索契舉行的冬奧會。當時呢，歐盟和德國和法國也抵制、德國的總統和法國的總統也沒有出席。8年前，美國抵制俄國的冬奧會理由，就是俄國政府侵害人權。今天的中國政府在侵害中國人權方面，走得比當年的俄國還更遠，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拜登總統不出席北京冬奧會，這個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李峻嶸也表示，在國際社會加大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抨擊之際，各國政府選擇外交抵制，也就是，不拒派運動員參賽，但拒派政府官員以抵制北京冬奧的可能性很高。
李峻嶸告訴美國之音：“基本上，運動員大規模的抵制，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那麼在冬季奧運會上做外交表態，我覺得就是一個成本比較低的方式，對歐洲跟美國國內，對中國比較強硬的一派，去交代的一種方式。”
外交抵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效果
不過，分析人士坦承，即便歐美各國對北京冬奧進行外交抵制，也無法立即改善中國境內的人權狀況。
胡平說：“我想，很難指望這種抵制就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抵制的意義，本身就在表示這麼一種姿態，表示這麼一種立場，從而形成一定的壓力。那麼這個壓力要使對方做相應改變，那需要一些積累，所以長遠來看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馮崇義也持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歐美議員呼籲政府實行外交抵制北京冬奧，並非想馬上看到實質成效，而是遵從道德原則。
馮崇義告訴美國之音：“這些民間的非政府組織、還有一些議員，提出來他們的目標，其實它不一定就能達到目的，要求政府是做正確的事，不管它有沒有效果，但是從道德原則上應該這樣做，因為他們抵制北京奧運的理由是人權高於體育。”
雖說人權高於體育，但李峻嶸擔心，國際發動外交抵制北京冬奧，不僅可能無效，反而還可能引發中國民眾的反彈。
李峻嶸說：“抵制北京的冬奧，我覺得，改善中國人權的這個效果，基本上是沒有的，反效果的可能性比較大一點。對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內地的人民來說，他們還是會覺得你（西方）是雙重標準，為什麼你西方有這個人權問題，還要對中國的人權問題講那麼多話？”
北京冬奧運動員政治表達空間恐遭限縮
除了各國的外交抵制，人權團體也呼籲運動員拿出奧運精神和良知，加入政治表態的杯葛行列。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東突厥斯坦研究基金會、維吾爾學術基金會等團體，近日呼籲各國派遣人數最少的代表團，以抵制北京冬奧、並建議前往中國參賽的冬奧選手錶態，以聲援對中國侵害新疆和香港等地人權及民主的抗議。
世界維吾爾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熱西提（Dilxat Raxit）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人權團體歡迎美國成為表率，帶領歐盟國家在內的全世界外交抵制北京冬奧。
迪里夏提·熱西提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參加北京冬奧，都會被中國政府成功地利用，作為漂白自己的政治宣傳，因此，我們再次呼籲各國政府發起外交抵制，來阻止中國政府對維吾爾的種族滅絕在當地繼續延續。”
人權團體還呼籲運動員在場上為國家爭取最高榮譽的同時，也能適時發出不平之鳴。
迪里夏提·熱西提說：“我們也希望準備去中國參加冬奧的運動員，也能發出正義的聲音，以他們認為最合適的方式給予反制，比如說，戴黑手套。”
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美國非裔選手就曾集體以戴黑手套等象徵的方式，表達對黑人人權以及所有人權的致敬。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項目與傳播負責人阿金（Zumretay Arkin）說，發起黑手套的抗議形式，是希望運動員在參賽時，能積極表態，並影響全球加大對於中國人權的關注。
阿金告訴美國之音：“（黑手套的抗議形式）是希望對中國政府及全世界發出強烈訊息，表示即使是運動員，也關心相關的政治局勢或人權情況，而他們選擇站在正確的一邊，與活在像是中國政權等殘酷政權下的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站在一起。”
儘管無法得知，明年北京冬奧會上，會有多少運動員願意以類似方式，加入抗議中國人權惡化的行列，但胡平認為，各國政治領袖若群起外交抵制北京冬奧，將比參賽選手的抗議來得更有影響力。
胡平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首腦，他們已經通過不出席，很清楚地把這一點表達出來了，那麼你運動員再去表達（或）不表達，都不是那麼重要。再說，通過在奧運這種場合下，表達他們的一種理念，很難通過這個做法，凸顯出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想，這次（選手抗議）估計也可能會有，但是也不會是特別多。 ”
不過，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馮崇義擔心，即便本屆冬奧選手願意表達政治訴求，但在中國恐怕也沒有太多表態的自由和空間。
他說：“我認為運動員到了中國之後，他的機會很少，就是它（中國）的言論控制，特別是運動員的整個發言、包括媒體的報導都受到很多限制。如果想讓運動員在那個場合做一些政治表達，我想這個可能性不大。”
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Thomas Bach)於7月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北京冬奧可望放寬運動員表達政治訴求的限制。他說，根據奧林匹克憲章第五十條的修正規定，只要不違背奧林匹克精神、不影響其他運動員進行組訓，選手們可以在比賽場合或場外舉行抗議活動，不過，頒獎儀式、奧運會開幕和閉幕式期間仍禁止表達政治訴求。
人權紀錄不佳國家 未來恐難申辦奧運
回顧過往奧運的“抵制史”，除了部分國家曾於2014年外交抵制俄羅斯的索契冬奧外，澳大利亞墨爾本、加拿大蒙特婁等數屆奧運會也曾因戰爭、種族等原因遭到一些國家的抵制。
奧運政治學專家、美國太平洋大學(Pacific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指出，南非於1960年代曾因種族問題遭到國際奧委會驅逐，直到1990年代才重返奧運。
不過，這樣的原則和標準遇到中國卻似乎容易轉彎。
面對逾200個人權團體，因中國迫害少數族裔及香港人權為由，要求撤銷北京冬奧的主辦權時，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科茨（John Coates）說，要中共為其人權記錄負責不在國際奧會的職權範圍內；而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Thomas Bach）也在3月表示，國際奧委會並非解決政治問題的“超級國際政府”。
對此，博伊科夫提醒，國際奧委會的態度今非昔比，可能與中國是全球地緣政治的強國地位有關。
博伊科夫告訴美國之音：“南非在當時的地緣政治體系中是一個相對較弱的國家，而在當今地緣政治體系中，中國是一個相對強大的國家。所以我認為，它(國際委奧會)不會輕易被外交壓力所動搖，（國際）可能必須出現更為積極的舉措。”
儘管國際奧委會以“政治中立”為由，反對抵制2022北京冬奧，不過，馮崇義表示，由於國際奧委會已於2014年通過“2020年奧運議程”（Olympic Agenda 2020)，未來該條款正式啟動後，奧運主辦國簽訂的合約中，將納入人權保障條款，因此，像中國這樣人權紀錄劣跡斑斑的國家，未來想要申辦任何奧運，恐有難度。
馮崇義說：“如果（各國）想主辦奧運會，你必須符合人權條件。據說是在2024年巴黎奧運會，就可以啟用這個法律條款。這樣的話，就可以避免將來專制國家，利用奧運會（為）各種違反人權的作為，去做粉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