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就是一場噩夢。感覺我的人生就像畫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原點。我到香港就是要逃脫共產黨，結果幾十年後共產黨又到了香港。”
文革時在中國內地曾遭受政治迫害，一心嚮往來到香港與家人團聚，享受一點自由的孟剛（化名）老先生，這樣對美國之音描述他作為香港人的心境。
一點自由沒了
現在可好，國安法將香港變成了一個跟中國內地任何城市一樣的地方，'一國兩制'完了，我們僅有的一點自由沒有了。現在說話都要小心，出去參加遊行，抗議之類的活動都有顧慮。有一種恐懼的陰影壓在頭上。”
孟老先生1940年代出生在中國南方，父母在中共建政後不久就去了香港，沒能帶上他。他跟著祖母生活長大。由於喜歡技術活兒，他初中後上了中專，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家重要的國營大廠做技術員。
1966年8月被稱為“浩劫”的文革爆發，儘管他的工廠沒有像很多一般的那樣因造反奪權造成混亂而停工停產，但他也被捲入這場每個人都要站隊表態的空前政治運動，加入了造反派。後來，1969年保皇派奪權，革委會成立，工廠繼續一邊堅持不能停的生產，一邊大搞革命。
政治厄運降臨
到了1969年年底，他本人的厄運在那裡最初看不到頭的政治廝殺中降臨了。20多歲的他當時住在職工宿舍。不知何時，他室友貼在裡面已很久的中共大獨裁者，“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人頭紙畫像掉到地上，上邊有兩道裂紋。
結果，兩個人都給抓了起來，被逼迫交代是誰人為破壞，侮辱偉大的領袖，而他因為父母這個“海外關係”，還被要求交代父母是否是“國民黨特務”。
“把我關在廠裡的學習班裡面，關了81天。不停地不是這個班組就是那個班組批鬥，掛著'沒有教育好的子女'的批鬥牌子，'坐飛機'，某些從後被高高壓起，還踢我後腿叫我下跪。”
孟先生說，被關押在學習班期間，每天24小時由至少4名退伍軍人，多時5、6個人，分3班看管，上廁所，去飯堂都要跟著。每天晚上8、9點鐘困了眼睛都打開不開了卻不讓睡，被吆喝著起來，讓他拿出《毛選東》（《毛澤東選集會》）念，寫學習心得，交代問題，經常一宿一宿不讓睡，都快把他搞瘋了，而看管的人自己白天都睡好了。
半年後，他被調到了一家乾重體力活的工廠，全廠400到500人，幾個高中生，兩個半中專生，就是他和醫護室的中專生“醫生”，又後來學會開拖拉機的“半個生”。
在這裡一干就是5年多。到了1976年初，他又被調到了另一家重體力活工廠，情況沒有多少改變。他曾提出到香港跟父母團聚，公安局的干警找到他，嚇他個半死。
“他問我你想到香港去，那我問你，是中國社會主義好還是香港資本主義好。我哪敢亂說，就說當然是社會主義好。他說，既然這樣，那你去香港幹嘛，呆在這兒不是蠻好的嘛。”
到1976年9月毛澤東死了，再後來毛的遺孀江青等“四人幫”被抓，中共宣布慘無人道的文革結束，孟先生看到機會來了，77年再提出去香港的申請，78年竟然批了下來。
就是希望逃離
“我當時想的就是要擺脫這種壓抑的政治環境嘛，一點點自由都沒有，沒想到香港去發財如何，或者過什麼好日子，沒去想它，就是脫離這個很難叫人理解的環境，一點人身的自由都沒有。”
1978年年中，他終於邁過深圳羅湖橋，踏上了在當時被多少中國人想像為“天堂”般的，一百多年來成為多少中國人政治“避難所”的香港這塊自由的土地。
“還沒有看到中國大局（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變化，大家為我慶賀，你終於跳出這個圈子（環境）了。我剛跨過羅湖橋，我就知道，終於自由了，好開心。”
孟先生說，新近來到香港，人生地不熟，不懂粵語，有很大壓力。但人確實快樂了，完全沒有了在國內時的心理痛苦。
他表示，港英時代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民眾很開心，唱歌，跳舞，賭馬呀，哪怕你罵國會，罵英國女王都可以，很自由。你只要肯幹，能吃苦，都能賺錢，不愁生活，人人都很開心。
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中國，港台歌曲風靡一時，誰能搞到一盤香港的歌曲磁帶，甚至轉錄帶，一副“蛤蟆鏡”（太陽眼鏡），一件T恤衫，都是很稀奇的事情。香港，澳門就已經算上“天堂”，更不用說歐美。
參與民運活動
孟先生人到了香港，仍關注中國的政局發展，也開始參與一些政治活動，只是到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共在港英香港的代表處）抗議中共抓捕和判刑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領軍性人物，現海外民運領袖之一的魏京生等人。
1984年12月，中英之間在經歷了兩年多的緊張談判後簽署有關香港主權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英國同意將永久割讓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以及租期為99年的新界的主權一並在1997年移交給中共，而當時以鄧小平為實際統治者的中共則承諾給予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孟先生表示，當時的港人基本上支持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的“一國兩制”，甚至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期間發生解放軍屠殺學生及市民的“六四事件”，激發港人全民抗議之後，民主派的主流也是支持“民主回歸”的。
孟先生在八九民運期間參與了港人的聲援活動。“六四屠殺”的解放軍開槍鎮壓發生後，港人克服，犯錯，聲援，募捐，營救從中國逃亡到香港的六四學生和異性見人士。孟先生雖沒有參與“黃雀行動”的營救行動，但是武裝過幫助到港中國民運人士的活動，募捐和幫助找工作等等。
中共對自己人民的暴行襲擊全球，更讓港人看到了中共的殘暴，令港人對香港回歸後的前景感到悲觀和恐懼。於是，香港1990年起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僅到1994年大約有30萬港人移居海外，大部分屬中高管階層或高學歷專業人士。移民潮持續至少5年以上，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成為熱門去處。
港人協助移民
孟先生表示，他曾眼見更多的無法移民的港人排長隊申請和領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為自己選擇一個“保險”。據英國官方統計數字，至2020年2月，港人持有的有效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共有近350萬本。
孟先生也曾恐懼97香港主權移交中共後的香港前途，但他自己和家人沒有條件移民。不過，他的兩個弟弟的全家都移民到了西方民主國家。
“九七回歸”後，許多拿到外國籍的港人看到基本上平安無事，逐步開始回潮香港。而泛民主派也不斷努力中共能遵循基本法保障的在香港逐步實現特首和立法會的“雙普選”。
2003年，當時的特首董建華提出就基本法有關國家安全的第23條進行立法，觸發50萬港人上街抗議，逼迫港府被迫撤回。孟先生也積極上街，並到中聯辦前抗議。董建華不久也以“腳疾”為由辭職。
“至少23條國安立法，法官權還是在香港的法院系統，有相對的獨立性，對港人的權利有相對的保障。”
儘管中共干預的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通過否決2012年雙普選的決議，承諾2017年後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但是，到了2014年8月31日，人大常委會卻對2017年特首選舉選舉人“篩選”，連“落三閘”，除2016年立法會議選舉不變外，特首參選人須由親中建制派遣對準的1200人的任命委員會過半數任命，並把參選人限制在2至3名。這直接觸發了港人長達79天的直接對抗中共的推進“真普選”的佔領運動。
儘管孟先生此時已經年界70，不能像中輕年人那樣積極上街抗議，他還是時常到“佔領區”聲援一下。
就像做一場噩夢
孟先生表示，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從2019年6月開始的有數百萬港人參加的反逃犯條例的“反送中”抗爭，爭取包括“雙真普選”的“五大訴求”，換來的卻是中共對港人權利的漠視和鐵腕鎮壓，將“國安法”強加給港人，令香港封鎖有人不敢說話的“紅色恐怖”，失去了僅有的一點自由。
孟先生感嘆道，雖然自認對成員有很深的了解，他也沒有料到它會公然違背中英聯合聲明和踐踏保障香港“一國兩制” 50年不變的基本法承諾，甘心對抗美英等國際社會，讓香港遵守國際制裁，毀掉香港。
它太惡毒了，不停地樹立敵人，把什麼人都看成敵人，扶植一部分人控制多數人。抗議對它沒有，幾百萬人，就算香港人全都上街抗議也沒用，它把國安法這種中國內地的法律用在香港，把香港變成了跟內地城市一樣的地方，就是'一國一制'了。比23條立法（基本法第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條款）嚴重太多了，由法定指定法官，還可以把人抓到內地，由中共的法官審判。香港要衰敗，東方之珠爛掉了。我活了70多歲，幾十年後工會又到了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