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74年前的11月27日，長津湖戰役爆發。在這場戰役中，美海軍陸戰一師遭遇數倍於自己的中國“志願軍”，被分割包圍，但最終成建制撤離。羅伯特·哈蘭是倖存的陸戰一師的老兵之一。 2024年10月13日，他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講述了他和戰友們是如何突出重圍的經歷。
“他們的指揮官說：‘我們不能像一群流浪漢一樣來這裡(跟他們匯合)，我們要拿出海軍陸戰隊員的樣子來！’他讓剩餘的部隊立正，向右看齊，然後步伐整齊地向前走來。在距離我大約25到50英尺的地方，他(指揮官)口中還為他們喊著一二一。”
“……有人開始唱起海軍陸戰隊的軍歌……。幾秒鐘後，他們所有人都唱起了海軍陸戰隊的軍歌。這讓我後背發顫。這些官兵剛剛血戰了七天七夜，期間幾乎沒有睡眠，幾乎沒有吃的，只吃了一點我們空投的糖果，而這會兒在高唱海軍陸戰隊軍歌。打了七天七夜之後，你可以想像還有誰會張口唱歌吧？但是他們在唱！而且我親耳聽到了！ 他們距離我那麼近，我可以看到他們在唱歌,看到他們的動作。我內心十分感動。 ”
74年後，想起18歲時在朝鮮戰場上目睹的那一幕，92歲的美國海軍陸戰一師老兵羅伯特·哈蘭(Robert Harlan)依然有些哽咽。
2024年10月中，親歷長津湖戰役的十幾位美國海軍陸戰隊將士和陪同他們的幾十位家人從美國各地趕來，聚集在首都華盛頓，慶祝長津湖戰役勝利74週年。哈蘭是其中之一。
哈蘭講述的是為掩護陸戰一師撤離而斷後的海軍陸戰隊一師七團在戰鬥結束後與大部隊在下碣隅裡匯合的一幕。
“他們當中不少人過去幾天裡都不得不和敵人展開肉搏戰，因為敵人數目大大超過他們，200個人的連隊現在只剩下20人，90%傷亡率。不是90%都戰死沙場，但是很多人都受了傷，每個人都有凍傷，我自己都有凍傷，因為那時候、我們在長津湖期間，氣溫一直在零下30到40度。”他說。
哈蘭本人在長津湖戰役中也被凍傷了。他說，這樣的凍傷幾十年後依然影響著他。 “大約60歲那年，我的凍傷轉為周圍神經病變。…現在行走需要拐杖或是助步車甚麼的。”
美國海軍陸戰隊一師師長奧利佛‧普林斯‧史密斯(Oliver Prince Smith)1950年12月17日在寫給美國海軍陸戰隊總司令的信中，也有一段對從長津湖撤退到南部的陸戰一師的官兵的描寫。
“他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鬍鬚滿面，腳上都是凍瘡，疲憊不堪，精疲力竭，但是他們的精神依然是高漲的，他們仍然是一支可以打仗的部隊。”他寫道。
哈蘭生於阿肯色州，17歲時加入了海軍陸戰隊。長津湖戰役中哈蘭擔任陸戰一師的卡車駕駛員，負責運載彈藥、水、食物、手榴彈等戰時必需品。戰爭的大部分時間他都與陸戰一師的“喬治連”在一起。 2024年10月，哈蘭在華盛頓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講述他親歷的長津湖戰役。
指揮官命令立刻撤離
“1950年11月27號早上，我們從下磧隅裡(Hagaru-ri，長津湖戰役時陸戰一師師部所在地，也是後勤補給基地)出發，沿這條路向西北方向挺進，到達柳潭里的時候是當天，也就是11月27號下午，然後馬上在部隊週邊部署一道防衛線。(我們）在四周都裝了絆索照明彈。中國人一旦跨到這邊來，就會踩到它們，這些絆索照明彈就會被引爆，同時會照亮四周。 ”
哈蘭說，隨後，他開著卡車，載著十幾個人，包括一名指揮官繼續前行，行駛到柳潭里以北大約五英里的地方，指揮官從車上下來觀察了一下周圍，然後命令他們立即撤離。
哈蘭說，他當時並不明白那名指揮官的意思，但後來想想，“他一定是發現中國部隊就在不遠處，意識到我們緊接著唯一要做的，就是從那裡逃脫。 ” 哈蘭說。
哈蘭說，他調轉車頭，重新回到在柳潭裡的三營指揮所。 “那會兒不怎麼黑，他們還在部署部隊週邊的防衛線。我看到我的長官、中校(LtCol)羅伯特·泰普萊特(Robert Taplett)在查看防衛線內以內部署的狀況。他預料那天晚上敵人會發動進攻，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 哈蘭說。
保衛柳潭里營地
哈蘭說，當天晚上9點左右，指揮所附近一片混亂，彷彿“地獄之門被打開。一下子到處都是敵軍，山上到處都是。他們攻進了我們的指揮所，在我們之前搭好的、準備專門照顧傷患的醫療帳篷外面，打死了我們的執行官基尼上尉。他當時正在探望傷員，敵人在帳篷外看到他，當場把他打死了。那是我們在柳潭裡遭遇的第一個傷亡。 ”
他說，後來敵人還向他們的無線電棚屋和帳篷裡扔了大量的手榴彈，造成通訊上的麻煩。
雖然哈蘭所在連隊的執行指揮官被打死，但哈蘭說，接下來那幾天，共軍並沒有成功佔領指揮所。
“我當時離長官很近，聽到他說：布萊克！把你們排帶過來！各就各位，把指揮所周圍所有能看見的敵人都清掉！一個不剩！”
“喬治連的陸戰隊員拉開一排，從指揮所的中央位置，開始向外掃射；我也離開我的崗位，跑去加入他們。但剛跑出500碼(大約450公尺)，就又跑回來了，因為我差點忘了：不能離開崗位！在海軍陸戰隊，要求是不能離開崗位的！後來長官要喬治連返回指揮所來，因為他們眼看就要被敵人包圍了。那會兒，已經成功清除了指揮所周圍的敵軍。”
哈蘭說，他不開車的時候，就拿起步槍，和其他陸戰隊員一起，保護營地。 “每一個陸戰隊員都必須先成為一個稱職的步兵。”他說。
哈蘭說，他們在柳潭里待到11月30日，後來接到陸戰一師師長史密斯將軍(General O.P. Smith)命令，要求他們停止與敵人交火，沿著來時的路，掉頭向南進發。第七戰團奉命斷後，掩護所有人撤離。
“因為敵人數目過於龐大，要想守住營地是做不到的。為了避免被數量上佔據絕對優勢的敵軍徹底消滅，剩下的任務就是要成功撤退，這樣才能繼續生存下來。”哈蘭說。
“1950年12月1號，我們開始向南撤退，路上經過了七團奉命把守的德洞山口(Toktong Pass)關口，我們一路不停地打，直到距離下磧隅里大約12、13英里的地方，中方的火力反擊才幾乎沒有了。”
他說，負責斷後的第七戰團在其他部隊順利通過之後，由於敵人火力過於龐大，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沒能成功衝出重圍。
哈蘭說，兩天之後，也就是12月3號，他開著卡車，成功抵達了下磧隅裡。當天下午，第七戰團的一些官兵也會趕到這裡跟他們會合。他看到了開頭令他震撼的一幕。
長津湖戰役後，哈蘭寄了一張照片到家裡。他說，母親拿到照片後說，18歲的他看去年長了10歲。
空降橋樑，跨越水門橋
“到了下碣隅裡以後，我們在那兒待了兩三天，中方在芬奇林通道(Funchilin Pass 水門橋)那裡把橋樑給炸斷了，下面的山谷有500到1000米(米）那麼深，沒有橋樑的話，根本沒法兒過去。”
哈蘭說，後來空軍給我們空降了車轍橋預製件(Treadway Bridge)，或者說是幾段車轍橋預製件，由工兵給搭起來，部隊才順利繼續向興南港挺進。
“他們把橋段從貨機的尾艙踢出去，橋段空降50英尺左右的時候，降落傘都爆了，因為鋼筋橋段實在太重了，加上降落的速度又快，你能聽見降落傘爆了的聲音，啪、啪，就像氣球爆了一樣。幸好那天天氣好，不然飛機難以找到降落地點。 ”
他說，陸戰師的工程師用推土機把那些車轍橋預製件拖到橋樑之前被炸毀的地方，把幾段鋼筋橋樑連接起來，人員和車輛這樣才跨過橋，繼續前行。
哈蘭提到的這一段在中國電影《長津湖》的續集《長津湖水門橋》中有所涉及。事實上，這部電影講述的就是中國軍人如何炸橋與美國軍人如何守橋和修橋的對抗。水門橋是美軍從下碣隅裡撤退到鹹興地區的必經之路，中國軍隊只要炸掉水門橋，就可以徹底阻斷美軍繼續南撤。根據電影，中國志願軍在水門橋前後執行了三次炸橋任務，最後全連157人僅1人生還。
後來，不少中國影評人指出，水門橋戰鬥暴露出中國志願軍的一個最大短板，就是軍事科技力量薄弱。
哈蘭說，當時他開著滿載傷員和犧牲了的陸戰隊員遺體的卡車艱難地通過了水門橋。
“空降的橋段非常窄，又不穩，我開著卡車過橋，真是驚心動魄，好在橋的那邊有我們的人在給我打手勢，左邊一點，右邊一點，打直，就這樣，一點點地，我小心翼翼的，幾乎都沒在轉駕駛盤，虧了有陸戰隊員站在橋對面引導。”哈蘭說。
“過了橋以後，山路依然狹窄，在一個急拐彎處，右手邊下面就是懸崖，我往下看了一眼，發現一輛卡車已經掉下去了，所以我就緊貼著左邊開，幾乎碰到左邊的山脈。”
“我們就這樣慢慢地繼續向南挺進。同時，我們的步兵戰友，部署在跟我們平行的山上，掩護在路上行進的，他們一直那樣跟我們一起平行地挺進，不管是上山還是下山，一直在跟敵人交火。”
“沒想到會是我們”
哈蘭說，到了距離興南港大約20英里的時候，對面的火力轉為來自美國陸軍！
“我聽見我的長官對他的無線電聯絡員說：立即跟陸軍方面聯絡！看是誰在對著我們開火！”
哈蘭解釋說，陸軍方面把他們當成共軍，“他們沒想到會是我們！”他說，他當時聽到他的長官泰普萊特上校開始罵人。 “陸軍方面不管是誰在那兒開火，立即停止！要不然別怪我手下的部隊不客氣了！”
哈蘭說，泰普萊特上校告訴他說，是像他這樣的當時年僅18歲的陸戰隊員的勇敢戰鬥，讓他得以活下來。但是，哈蘭說，他的這位長官在二戰期間積攢下來的戰鬥經驗，尤其是他在太平洋戰場上經歷過航空母艦上戰機的運作，對長津湖戰役期間官兵們的生存，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1950年的時候，他估計泰普萊特大約37歲。
“他參加過二戰，在航空母艦上服役，在太平洋戰區。那段經歷讓他對飛機、飛行員、他們是怎麼運作的，包括戰機對地面部隊的低空援助，都有知識和經驗，這真是救了我們的命！”哈蘭說。
長津湖戰役期間，美國生產的、從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被美方、英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用到戰場上的“海盜”(Corsair) 戰機，被很多老兵們看作是救命恩人。
哈蘭描述了泰普萊特上校是如何運用二戰期間累積的經驗，幫助部隊成功撤退的。 “從被敵人全麵包圍的狀態中撤退，其實是非常危險的，除非你能和敵方之間拉開距離。泰普萊特上校做到的，就是利用空中援助，讓我們得以和敵人拉開距離。”
“他先讓飛機佯裝要從空中轟炸，趁著中方埋下頭來躲避的那會兒，命令部隊向後撤，這樣就拉開了一點距離。然後飛機又轉回來，這次是真的開火，這段期間，部隊就又能夠向後撤一些。就這樣，部隊就到了敵人的射程外。就是靠著祂的這些運作，我今天還活著。 ”
哈蘭說，泰普萊特他遇到的最好的長官之一。退役以後，兩人還有一些私交。多年後，泰普萊特過世被埋葬在首都華盛頓附近的阿靈頓國家公墓。
帶戰友回家
回顧整個戰事，哈蘭形容和中方的交手為一場“相互廝殺”。
“考慮到他們對我們在人員上是八比一，照道理說，他們全殲我們，應該不是問題。我想我們所做到的，衝出重圍，而且把我們的大多數傷員，死者也都帶出來，這本身就是勝利。
不過，我們有很多戰友都戰死在長津湖左右的山脈，他們現在還在那裡，這讓我感到勝利在一定意義上是要打折扣的。 ”
哈蘭在訪談中談到當時他們如何努力帶犧牲的戰友回家的情景。
“他們不停地把犧牲了的陸戰隊員的屍體搬到車上。讓我感到特別難過的是，在那種天氣裡，如果哪個陸戰隊員犧牲的時候手臂是伸展著的話，負責將他們的屍體搬到卡車上的戰友，只好把手臂折下來，放到身邊，這樣的話，卡車上才能最大限度地裝載犧牲了的戰友的屍體；看到他們的手臂被折下來，讓我特別難過；但是我們的原則從來是盡最大努力不把戰友的屍體丟棄在戰場上。”
不過，最終由於車輛有限，哈蘭他們還是沒有能夠把所有戰友的屍體都帶回來。他們不得不用推土機在山頂上挖出一個墳墓。 “我想那裡掩埋了我們大約500個戰友。”哈蘭說。
陸戰一師官兵最終成建制撤離長津湖不僅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驕傲，也是美國近代軍事史上的亮點。哈蘭說：“長津湖一戰，每一個陸戰隊員都超限度地盡了最大努力；我們實踐了海軍陸戰隊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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