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本：當我去中國時，特別是最近幾年，我的朋友和家人有時會問，你確定嗎？確定要這樣做？你不擔心會出甚麼事嗎？我總是說，最壞的情況就是我會被趕出這個國家。
如今，這件事果然發生了。
從中國的座上賓到被踢出中國，對於在吉林大學任教九年的德國人杜本（Björn Alexander Düben ）來說，一切來得很突然。
杜本：我的教學突然被中斷了。所有課程一天天取消。我被通知說，我必須提出辭職。不僅如此，我還得在兩個星期內離開中國。
這是一場不可能打贏的戰鬥
這場風波的導火線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2024年5月初，杜本收到美國之音駐歐洲特約記者發出的電子郵件，請他就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出訪歐洲發表評論。
7日，他從長春回覆了這封電子郵件。11日，報道在美國之音網站上刊登。然後，他的麻煩就來了。
杜本：美國之音報導發表的第二天，我當時在北京，我接到學院老師傳來的訊息。他們說，有人通知他們有這樣一篇報導。他們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美國之音是怎麼聯絡上我的。在那一刻，我就預見到可能會有後果。不過我必須承認，我沒想到這個後果會來得這麼突然，這麼嚴重。
杜本至今不知道，究竟是他的哪一句話觸動了中國當局的神經。這篇名為《習近平訪歐結束成果幾何？ 》的報導引述他的話說，“在美國與歐盟之間打入一個楔子，毫無疑問是北京的長期基本目標之一，也可能是習近平親自出訪的原因之一”。他也表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16+1合作“看起來越來越像是失敗的計劃”。
在杜本看來，這些都不算是出格言論。
杜本：我常發表批評性言論，或是可以被解讀為針對不同政府的批判言論，不論是中國政府還是西方政府的。我並不覺得這次發表的評論比以往更嚴厲。
但顯然，在中國當下的政治環境裡，他的這番言行是不被容忍的。
杜本：當我第一次被告知必須結束吉林大學的工作，必須離開中國時，是一位同事向我傳達的這個消息。
他們派了一個我非常熟悉的同事來當信使，告訴我這個決定。他看起來很不自在，但是不得不執行這個任務。
他說，他不能告訴我具體原因，但這與我的學院、我們系的老師無關。這也不是由吉林大學的決定，而是由更高階層的部門決定的。
我的同事告訴我，理論上我有兩個選擇：要麼自己寫一封辭職信，要麼可能要走一種很不愉快的程序 - 涉及到某種形式的紀律聽證、紀律委員會。老實說，這根本不算是什麼選擇。
半小時後，學院黨委書記和一名行政人員找到他，向他確認了這個決定。
杜本：他們說，我們沒辦法，吉林大學也沒辦法。這不是學校的決定，而是由更高層決定的。當然，他們也可能是在推卸責任，但我覺得不像，情況就是這樣。
我非常確定的是，不管法律怎麼規定，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打贏這場鬥爭。所以其實我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交出辭呈。他們想讓我趕緊交出來。他們說，你能不能今天就交？我推到了第二天。
杜本不想辭職，可是他知道如果在這個時候和當局找麻煩的話，情況可能會更糟。
杜本：在這樣一個體制裡，沒人知道可能會發生甚麼事。我只知道，無論我做什麼都無法改變我的處境。他們已經做了明確的決定 - 我必須離開。
杜本持有中國政府為高級外籍人員頒發的“中國人才簽證”（R-簽證），有效期至2033年。但是校方告訴他，他必須在5月30前離開中國，沒有商量的餘地。
交上辭呈後，上級領導沒有再和他聯絡，自然也沒有為他舉行任何送別儀式，杜本九年的中國教書生涯就這麼被畫上了句點。
美國之音向吉林大學相關部門提出評論請求，但截至本集節目製作完成前未得到回應。
在共產黨手下，風險永遠存在。
再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是杜本告別中國一個月，回到家鄉德國後。他也清楚，相較於其他在中國因言獲罪的人，自己已經夠幸運。
杜本：我是德國人這件事本身就有幫助，考慮到中國還是非常希望和德國保持積極的關係。如果你是華裔，你的風險會更高。即使你持有其他國家的護照，中國當局仍然可能對你另眼相看。我們知道很多持外國護照的華裔被逮捕的案例，甚至有時會把他們拘留很長時間。
最終，我能夠從這場風波中全身而退，我知道這是一種巨大的特權。我的中國同事卻沒有這種特權。如果他們處於這樣的境地，他們會失去工作，甚至可能會更糟。
被迫離開中國這件事並非完全出乎杜本的意料。身為政策分析學者，他相當清楚在共產黨手下工作的風險。
杜本：我一直都清楚類似這樣的事情可能會發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我一直在寫文章，以某種形式批評中國的政策。這種事情在中國永遠都可能會有後果。
被迫結束工作，離開中國這件事本身並沒有讓我感到特別驚訝。我所驚訝的是，這一切發生的如此突然，如此衝動。
我想如果我處在中國當局的位置上，我會用更優雅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而不是就這麼突然地取消我的課程，讓包括我的學生在內的所有人都看到，我因為幾天前的一篇報道被開除了。
這種行為看起來出奇的莽撞，也很不專業。當然，我還是感到難過，因為我必須離開中國，而且很可能是永久地離開。
中國是民主國家嗎？
杜本1982年生於德國，先後在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取得學士、碩士學位，並在倫敦政經學院取得國際關係學博士學位。
他曾在歐洲多個非政府組織工作、執教英國的大學，也曾在北京大學擔任訪問學者。2015年，吉林大學外交學院國際關係所的一紙聘書讓他搬到長春。
杜本：我長期以來一直研究中俄關係。過去，我對兩國關係中俄羅斯這一方比較熟悉。 對我來說，更深入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政治同樣至關重要。中國正越發影響著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命運，但是人們對中國的了解仍然少得驚人。
原本，杜本沒打算在中國待那麼久，但他喜歡他的工作，也很喜歡他的中國學生。
杜本：我的中國學生大都熱衷於學業，他們充滿好奇心，當然也非常勤奮。他們還很有禮貌。
這些學生也並非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被禁錮在封閉的防火長城內，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
杜本：他們經常使用VPN，我不確定是不是每個學生都會這樣做。但是每當我問起時，他們都會說，對啊，我們知道怎麼用。
我記得有一位學生，我認識她好幾年了，她是個非常聰明的學生，對外界發生的事情非常感興趣。她告訴我，當她第一次聽到天安門事件時，她有多震驚。
傳道授業解惑之外，打破中國學生的訊息繭房，也讓杜本頗有成就感。在吉林大學，他開創了一種講座和研討並行的互動教學模式，鼓勵學生參與討論，盡情提問。但有時，這也會不可避免地帶來尷尬局面。
杜本：例如有的學生會問，中國是民主國家嗎？這當然就變得有點棘手。你要給一個真實的答案，同時又不會引起周遭人的警覺。
記者：你會怎麼回答？
杜本：這個問題很有趣。我通常會這樣回答：democracy這個字的中文怎麼說？民主，對吧。我會說，身為一個外國人，我沒辦法準確評估中國是不是民主，因為我不了解這個詞彙的全部背景。但是如果我們討論是英語語境下的民主，這個字有非常具體的意思。如果我們用這個意義去衡量的話，它不適用於中國。
這個問題在課堂上出現過幾次。我自己不會主動提起，但是如果被問到，我通常會用這樣的方式回答。大多數情況下事情就這樣順利地過去了。
我必須說，學生本身也相當聰明。他們也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敏感性，知道最好不要經常挑起這些可能會給我帶來麻煩的討論。
不讚美就是潛在的顛覆
杜本在中國工作、生活的九年，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加速集權的九年。中國進入空前打壓言論自由，大肆宣揚個人崇拜的“習時代”。
杜本：我有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同事，他們被中國安全部門傳喚、盤問，要他們交代正在從事的工作，發表的東西。我沒遇到這種情況，但我當然知道這些事情確實發生過。
我覺得他們在課堂上講的東西肯定會引起當局注意。老實說，我的學生中間有共產黨員，或是渴望加入共產黨的人。 我相信一定會有人跟他們說，如果聽到什麼有問題的言論，你們應該要報告。
我想每一位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都會想到這個問題，我可能比別人更清楚這一點，因為我在大學教授國際政治，我自然一直都很注意自己在課堂上、會議上的發言。
言論審查的對象當然不隻老師，也包括學生自己。
杜本：學生在確定畢業論文題目時，很多時候，他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來做研究，然後突然被告知，不行，你不准研究這個題目。 後來我去找過學院的老師。我說，我們不該把規矩定得更明確嗎？到底哪些題目是不能碰的？這樣他們就不會浪費時間。但是沒用，從來沒有任何規定。
杜本說，中國像是黑盒子，沒人真正知道紅線在哪裡。你只能去猜想、去摸索，一切都是隱晦的、不可名狀的。
杜本：至於紅線，它們似乎總是轉瞬即逝，並且始終在變化中。這些年來，紅線肯定是收得更緊了，但是人們很難預料，哪些話能說，哪些又會給你惹上麻煩。 當然，新疆問題是一個很明顯的禁忌。
我也清楚記得，2017年中共19大以後，當習近平的任期限制顯然要被取消時，那時人們有很多竊竊私語。 你可以在學術界聽到人們有不滿，有擔憂，學生們也是如此。但是人們當然意識到這是不能公開討論的問題。 在那之後，言論限制變得越來越多。
我不知道紅線到底在哪裡，不過俄烏戰爭爆發後，這顯然也被視為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在中國，杜本接觸過許多各式各樣的中國學者。有些人百分之百忠於黨的路線，至少表面看來是如此；也有些人私下會批評當局的政策，對中國的前景表達憂慮。但是到了公開場合，你永遠只能聽到一種聲音。
杜本：並沒有一套明確的指示規定你不能批評領導人之類的，但是從出版物和學術會議上人們的發言來看，我的感覺是，無論過去曾有過什麼樣的批評聲音，就算是溫和的批評，現在都不存在了。
有些十年前可以公開討論的話題，如今也會引發人們的擔憂。大家不知道這些話今天還能不能說。
杜本意識到，當下中國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任何不是直接的讚美，都可能被視為潛在的顛覆。
杜本：從來沒有人當著我的面說，你必須歌頌領導人。 當然，有那麼幾次，有人試圖試探我說，你不想給《環球時報》寫點東西嗎？ 我婉言謝絕了。
疫情後一切都改變了
在中國生活的近十年裡，杜本也目睹了這個國家其它領域的許多變化。人們的收入水準、生活水準提高了，基礎建設快速發展，但讓他感受更為深刻的是，整個國家層級的監控日漸加強。
杜本：中國是一個非常專制的體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這種專制通常不會有太強烈的感覺。當局對社會有許多監控、管制。但說到實質上的壓迫，他們往往採取的是一種非常精準的手段。
新冠疫情疫情期間，杜本被強制隔離了四周時間。他也和其他中國人一道，經歷了日復一日的核酸檢測和各種人身限制。令他憂慮的是，許多令人窒息的管制措施再也沒有取消。
杜本： 如果我想從長春去北京，過去我只要用護照買票就好了。現在這一路上，你的護照會被檢查很多次。在北京坐地鐵時，突然之間你也得出示護照才能買票了，過去不是這樣的。更別提所有的電子支付都會被追蹤；即使走進校園也要經過臉部辨識…
這些都讓我不再抱持幻想。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無論你走到哪裡，都無法擺脫控制。當然對中國公民來說，他們可能不會覺得那麼不爽，很多事情他們都可以方便、毫不費力地完成。但對我而言，這些都是肉眼可見的變化。
在中國生活的最後幾年中，從他的中國學生身上，杜本也能察覺到失望的情緒。
杜本：我的感覺是，這種改變發生在疫情爆發後。當然在那之後，所有的事都改變了。 學生們開始變得不那麼樂觀，不那麼理想主義。經濟環境明顯變差了，職業前景也沒有以前光明。 這是每個學生都會擔憂的問題。我們沒辦法苛責他們，就業一定是他們的頭等大事。
2023年6月，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青年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21.3% 。今年，中國又有1179萬應屆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中國智聯招聘平台5月發布的《2024年大學生就業力調查報告》顯示，他們有一半以上工作沒有落敗。
杜本的不少學生畢業後選擇留學西方。對於這些學生能夠學習成歸來，讓中國變成更好的地方，他並不樂觀。
杜本：我相信他們會努力，也相信他們很多人有能力在一些微小的方面做出改變，但是他們的對手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政權。讓我很擔心的是，這個系統會變得越複雜，越發具有壓迫性，越發微觀控制民眾的生活。
我真地非常希望這些學生、其他中國人，各地的機構、大學能讓中國變成更好的地方，但我們必須現實地看待他們面臨的挑戰。隨著時間推移，一切只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我希望我能說出一些振奮人心的話，但恐怕我的印象就是如此。
“北韓化”的中國還有回頭路嗎？
身為中俄關係學者，杜本過去也曾到俄羅斯調查，如今他不想再踏足那裡。眼下，通往中國的橋樑也被截段。在他看來，中國和俄羅斯正在變成越來越趨同的兩個國家。
杜本：中國一直是個非常專制的國家。但一度，中國似乎找到了一種特殊的方式，在權力交接和權力分配方面更呈現出一種集體領導，而不是只關注在一個人身上。這是一種非典型的專制政權。
當然，現在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了。如今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從2017年以來，原有的製度、任期限制、年齡限制、集體領導統統不見了。 中國已經暴露出自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專制體制，做的也都是專制體製做的事。
例如，兩個國家都注重一人獨大的領導人。我不知道習近平是不是需要從普京身上尋找靈感，也許有這個因素。他們兩人過從甚密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了。
另一個正在引發討論的議題是，中國和俄羅斯是不是正在“北韓化”？兩國是否會照搬北韓那樣極端閉關鎖國、專制集權的政策？
杜本：俄羅斯人肯定在談論這一點。我想有些中國人也在低聲討論這個話題，特別是2017年以後。
中國和北韓一直都有很多明顯的相似之處，在政治結構等方面。俄羅斯離（北韓）更遠。但我認為，俄羅斯現在已經超越了中國，離北韓更近，更接近朝鮮式的體系。中國也在往這個方向發展。
不過，我們也不要誇大其詞。這中間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 不是因為中國的壓迫程度不夠嚴重，而是因為北韓是個非常極端的獨裁政權。沒有任何國家能比它更專制獨裁。 所以這中間還是很大的距離，但是中國在政治上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移動，這一點是很明確的。
習近平上台以來施行的鐵腕統治讓越來越多人開始用“西北韓”、“大號”証諷中國在經濟、內政、外交等各個方面的全面倒退。中國會沿著“北韓化”的道路一路狂奔下去嗎？還會出現轉變的契機嗎？
杜本：契機還是有的，問題是這個契機有多大。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取決於未來幾年中國的經濟發展。
真正可能帶來改變的是，如果中國在經濟上遇到越來越多困難，而且必須是非常嚴重的困難。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都在說，如果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下降到5% 或4% 以下，人們就會要求改變。我覺得不會，這不是由簡單的數學公式決定的。
但杜本同時指出，大衆也不必徹底悲觀，中國還有另一個改變的契機，這種改變來自於中共內部。
杜本：關鍵的一點是，習近平創造的這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他本人。這就意味著，這個政治體系的命運和這位領導人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領導人出了什麼事，這當然很可能會導致整個體系的動盪。中國人現在喜歡把類不測事件稱為“黑天鵝事件”。 “黑天鵝事件” 這個術語在當下的中國政治圈非常流行。
這位德國學者說，“黑天鵝事件”總有發生的可能，有時這種改變可能會迅速到來，出乎所有人意料。
但是，中國的資訊匱乏、政治不透明讓人們很難預測這個國家正在駛向何方。眼下，世界不得不繼續設法與這樣一個壓迫性政權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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