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2023年5月9日，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麻薩諸塞州一名華人男子。梁利堂，時年63歲，美國公民。他被控2018年起為中國共產黨效力，充當外國政府非法代理人。梁利堂案的受害者人之一就是我們故事的主人公。
我叫許穎婷，Frances Hui，我是一個流亡的香港倡議者。
那一刻我想，要不要寫下遺書？
解說：2019年，香港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允許將嫌犯引渡中國大陸受審。此舉引發主權移交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浪潮。
當年8月，留美學生許穎婷宣佈舉行“波士頓與香港同在”集會，聲援故鄉港人。消息迅速在當地華人社群蔓延開來。
一個大學的校友群組裡開始討論，整個情況擴散得很快，他們開了另外一個微信群組，目的是希望可以踩場。
有一些對話是比較有威脅性的，他們開始討論帶槍，帶武器去攻擊、威脅我們。我自己的個人資料、我的社交平台,、所有的東西都被截屏, 放在那個群組裡面。
有人直接把我教會的地址放上去說，每星期五她都會在這裡，去她教會恐嚇她或者就是在門口靜坐。
活動之前的那個凌晨，我設想自己在台上拿著麥克風, 想到他們有一個信息講，我要拔槍射她。我一直在想，然後開始恐慌。
我真的有一刻在想要不要先寫一些遺書、遺言，我覺得那種危險、那種恐懼也是蠻真實的。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解說：許穎婷生於1999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兩年後。從15歲第一次走上街頭，她的青春伴隨著一波又一波的香港社會運動。在動蕩、抗爭與殘酷中，她體悟民主、自由的價值，也把“香港人” 這個身份刻入心底。
2019年4月，許穎婷在波士頓愛默生學院校報發表文章《我來自香港，而非中國》，一石激起千層浪。
其實那個文章出來之後，我很清楚身邊其他的中國學生會把我認出來。不論去飯堂，或者是轉課室, 很多時候我總是覺得大家在討論我。
在學校裡面總是有點害怕。總是會擔心，我（宿舍）那一層的中國學生會不會找上我啊？或者其他人, 學校以外的人，想要知道我住哪裡其實一點都不難。
我記得很清楚的一個事情，我們學校的中國學生在他的Facebook裡分享了我的文章。他分享的時候寫了一段文字, 裡面有提及我父母，我的家人，說他們應該為你蒙羞。然後他又發了一個狀態說：“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我是在凌晨看到這個帖文。因為沒有沒有遇過這種東西, 我立刻真的恐慌症發作, 呼吸困難啊，開始哭，哭很久，不知道怎麼辦。
幕後黑手
解說：我們再說回2019年8月波士頓聲援香港的那場集會。收到威脅後，許穎婷一度考慮取消計劃。
其實我們自己義工之間有討論過，會不會就取消這個集會，因為真的是太危險了。但是後來大家都覺得我不想要被這種行為恐嚇到，所以大家都說，我們要站起來，不要害怕。
解說：許穎婷一直懷疑，破壞那天集會的行動有中國大使館的操控。
因為在同一個週末，不同的地方的活動也被打壓的時候, 我們大概也有個譜，就是有人在後面在計劃。
解說：但是直到四年後，幕後黑手的確切證據才會浮出水面。
2023年5月，美國麻薩諸塞州地方法院公佈的起訴書，用11頁的篇幅詳細記錄了大波士頓地區“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梁利堂如何在中共官員指示下，通過微信召集當地華人抗議他們口中的“港獨分子” ，在現場分發五星紅旗，並拍攝集會照片和視頻，實時向中共官員彙報。
我被跟蹤了
解說：對於許穎婷來說，更可怕的故事發生在那天集會之後。
後來我們（集會）差不多結束時，有一個男子走過來,開始推倒那些展示板，踩啊、破壞啊,推我們的女義工。完成集會後，同一個男子，在我要走回學校宿舍的時候，他一直在我後面跟蹤我。
我第一時間開了臉書直播，直接拍他跟蹤我。他在後面明顯看到我在直播，但他還是大搖大擺地走。他的行為很明顯,——他絕對不是秘密地跟蹤你。他是希望你看到他，然後讓你覺得害怕。
當我踏入校園的那時候，會經過學校的警察局，我就跟他們講了一聲。出來以後，他還在。我直接等他走過來，問他你為什麼要跟著我？他又謊稱說，沒有啊，我也是走這邊，我在這裡抽菸啊，也沒有走。那我就再打電話給本地的警察。
後來有一些朋友義務調查他的背景，查到他是某一個唐人街餐廳的老闆。
解說：跟蹤許穎婷的這名男子叫劉翔。在波士頓唐人街，我們找到了劉翔自稱經營的餐館，但是知情人告訴我們，劉翔並非這家餐廳的主人。他曾參股另一家餐廳，但是餐廳關門了。劉翔的妻子是留學生，他是F2（陪讀）身份，兩人已於疫情前回到中國。
這位知情人一再表示，他不清楚劉翔究竟做了什麼，只聽說他去參加了一個遊行，和人發生了一些衝突，FBI曾上門來調查。
“我跟他（劉翔）說過了，你在中國可以亂搞，在這邊不可以，”他說。
中國的爪牙到處都是
解說：美國執法官員說，威權國家愈發膽大妄為，試圖讓美國境內的批評人士噤聲。
同樣在波士頓，今年1月，伯克利音樂學院中國學生、25歲的吳嘯雷被起訴。此前，他威脅該校一名聲援白紙運動的學生說，要把她的手剁下來。
7月27日，吳嘯雷涉嫌暴力威脅親民主人士案在波士頓舉行首次預審聽證。當他走出法庭時，美國之音記者上前詢問。“滾蛋，”他對記者說。
有時候不需要政府, 不需要中共去控制這種東西發生。大多數的小粉紅，其實他們都是自願地去做這種行為，去找你、攻擊你、罵你。
很多在海外讀書的中國學生，他們從小到大已經被教育，聽到國家被威脅或者是一些奇怪的言論，你都要跟黨去報告。對於我們這種在香港長大，或很多西方國家的人來講, 這種東西好像是間諜行為。我們也覺得有點荒謬，為什麼我要跟我的國家報告？
每一個地區都會有一些中國學生的社團、華人社區的社團，很多組織背後都跟大使館有關係。你不用直接跟大使館，只是跟一個朋友，或者是你社團裡其中一個人講的話，其實也會很容易直接報告到大使館那邊。現在我們也知道有一些很普通的餐廳、社團其實也是中國的秘密警察基地。
中國的爪牙，還有它的影響其實到處都是。
解說： 2020年港版國安法頒佈後，許穎婷被迫流亡。她是第一個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的香港活動人士。2021年底，她搬到首都華盛頓，目前在非政府組織“香港自由委員會”做政策倡導協調員。
來了華盛頓之後，你會去議員的辦公室，跟他們討論這個法案怎樣寫會比較好，或者是給他們介紹香港的新狀況。議員提出的法案裡有你跟他溝通討論的結果，你就會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跟其他流亡的香港人比起來，其實我已經很幸運。因為我早就在這邊學習，比別人更早地適應這裡的生活。
生活在美國，對比起香港絕對是安全很多，但是我會說100%安全嗎？不會。
（美國之音記者海倫、莫非、王平亦對本文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