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年在農管監督下強行推動的“退林還耕”、“水稻上山”、規範豬圈、拆除違規農宅等措施引發農村普遍民怨之後，中國自然資源部日前下發通知，要求杜絕不顧農業生產實際，拔苗砍樹、填坑平塘等“一刀切”行為，並對“水稻上山”作出明確規範和限制。雖然中共中央面對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彈被迫對政策進行了重新調整，但危害已經造成，公信已經喪失，旅居德國的中國土地資源專家王維洛說：事出反常必有妖。
2020年國務院發佈《關於堅決制止耕地“非農化”行為的通知》，明確嚴禁“違規佔用耕地綠化造林”等六種“非農化”行為，拉開了退林還耕的序幕。今年春季數以萬計的農業執法大隊農管下鄉，各地頻頻出現毀林、毀果園、毀經濟作物、甚至拆屋扒房等現象，農村出現了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驚人的倒退現象。
這些“新農村建設”運動都圍繞一個主題：加強對農民的監管，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一個偽命題
但是長期研究中國國土資源和水問題的王維洛說，中國根本不缺耕地，2019年第三次國土資源調查的結果，中國的實際耕地面積遠遠超過國家的期望值。
“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錫文說，18億畝耕地對應每年的農作物播種面積為24億畝，其中，糧食播種面積約17億畝，其餘用於棉、油、糖、菜等種植。但是根據第三次國土調查結果，中國的播種面積為32億畝，不是24億畝，比24億畝多出8億畝。之前陳錫文等的計算均不準確。”
如果中國不缺耕地，中國缺糧食嗎？
王維洛認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其實是一個偽命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一個政治口號。目前中國沒有糧食安全問題，沒有緊急的糧食安全問題。從實行農村土地承包制度之後，中國就號稱改革開放的最大成果是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怎麼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又要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了？”
王維洛介紹，1998年、1999年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約為400公斤時，當時的中共頂層認為供過於求，中國有條件可以退耕還林、退耕還草。
到了2022年末，中國人均糧食產量已經達到486公斤。另外2022年中平均每人進口糧食104公斤。兩者相加平均每人590公斤時，可是中共頂層卻認定，需要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需要退林還耕、退草還耕。
王維洛說：“中共頂層有它的判別標準，像我們這樣的普通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就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就是一個偽命題。”
2021年11月4日新華社發表題為《我國糧食庫存充足、口糧絕對安全》的報導稱，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糧食儲備司司長秦玉雲對記者說，從糧食生產、儲備、庫存、貿易等情況分析，國內糧食市場供應完全有保障。從庫存看，當前我國糧食庫存處於歷史高位，特別是小麥和稻穀兩大口糧品種佔總庫存比例超過70%。以小麥為例，在連年豐收形勢下，庫存持續增加，目前可滿足1年半消費需求，確保“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
如果中國耕地紅線並沒有受到威脅，“確保糧食安全”也是一個實際並不存在的偽命題，那麼中國政府今年春季為何不惜激起民怨，在各地農管的配合下，毀林拔苗，平墳拆屋，搞起一場轟轟烈烈的退林還耕，確保耕地紅線的運動？
退林還耕、農管下鄉意在控制農村
外界對此眾說紛紜，有人說習近平好大喜功，喜歡折騰，也有人說習近平居安思危，強調安全為大的底線思維，更有人猜測習近平為了統一台灣大業囤糧備戰，並準備應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國際封鎖。
但是王維洛認為，習近平的主要目的還是要控制。
“從習近平當上總書記之後他的一些做法，來推理他喜歡的是什麼呢？他喜歡的就是控制，他要的就是控制。”
外界普遍擔心，農管下鄉，退林還耕，不過是習近平力圖把對城市至上而下的控制和管理擴大到國家權力和影響相對薄弱的農村，人們擔心退林還耕等一系列“新農村建設”措施將收回農民自實行土地承包制以來獲得的一點有限的自由，今後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種什麼不種什麼將再度由國家說了算。
王維洛說，目前中國農村發生的深刻變化可能只是一場更大的深刻變化的前奏。“現在的這個農管下鄉，把你家的果園菜園給扒了，再把你家的雞給抓了豬給殺了我認為這都還是火力偵探。因為我仔細讀了中央政策的精神，它目標在於什麼呢？我認為目標就是農民的宅基地，他要減小和剝奪農民的宅基地。”
控制農村的下一步目標是農民的宅基地
2023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規定，部署“穩慎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的工作，要求保持足夠的歷史耐心，穩慎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堅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確保改革始終朝著正確的方向向前推進。
據中國官媒報導，第三次國土調查顯示，2019年全國建設用地6.13億畝，較2009年二調時增加了1.28億畝，佔用了耕地。
王維洛說，中國的專家們給中央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
“城市的2/3的人用了全國1/3的建設用地,而1/3的農村人口用了2/3的建設用地，那麼言下之意就是說，如果農民的宅基地也和我們城裡人一樣的話，那我們還能省下1/3的土地。”
目前中國一些地區現在都在試點制定宅基地的標準和宅基地繼承法，其中有一條就是說農民宅基地以後是不許繼承的。宅基地的主人死了之後要把宅基地還給村政府，其子女需要到村政府那裡按照新規定重新申請。
王維洛說：“他們不是繼承人，不存在繼承的關係 ……這就是說我是抄了你的老窩了,這比平墳還厲害,因為這是你們家祖傳的。”
所以退林還耕可能絕不僅僅是一個土地管理政策方面的變化，它很可能會帶來中國農村社會各方面的深刻變化，這是社會各界，尤其是農村和農民的擔心。針對這種擔心，中國官方和官媒不斷出面解釋澄清，指出退林還耕並不是開歷史倒車，更不是胡亂折騰，而是為了制止各類耕地非農化行為，堅決守住耕地紅線。
王維洛認為，不從農業生產和中國農村的實際出發，把過去已被實踐證明失敗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生態惡果的東西拿出來重新推廣，這不是折騰又是什麼呢？
水稻上山是退耕還林走到極端的典型
以水稻上山為例，王維洛指出，水稻上山是退林還耕運動走到極端的一個典型例證。水稻上山之前的山地屬於林地，是農業用地，而且多是坡度在25度以上的山坡地，不存在土地的非農化的行為。
但是在確保耕地紅線和政績的壓力下，各地主管農業的官員紛紛把目光瞄在這些山坡林地上面。於是原雲南農業大學校長、工程院院士朱有勇的水稻上山實驗便應運而生。
2015年朱有勇到雲南瀾滄縣扶貧，“將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囑託化作幹事創業的強大動力”，開始進行在山坡荒地種植水稻的實驗。
王維洛質疑“水稻上山”的可行性：“這位朱院士，他帶著團隊在山上種出來的水稻，有（畝產）788公斤，我一點不懷疑他。中國人幹這種典型的事件，做某一個小的試驗，他能做的很好。中國人可以把沙漠治得很好，只能是小塊，大塊的不行，大塊的土地變沙漠，但是小塊的沙漠他能給你變成土地。你要在小的一塊山地上，你朱院士不顧成本，把所有的肥料，優良種子用上去，你種出788公斤，我絕對相信，但是你推廣不了，在中國的大面積的推廣，這是不可能的。”
面對外界鋪天蓋地的質疑，朱有勇回應，“眼見為實”，去年雲南已經推廣了50萬畝山地水稻。
但是多年研究中國土地和水資源的專家王維洛認為，如果雲南能搞水稻上山的有限推廣，那是中央政府在那裡搞了一個滇中引水工程，從金沙江引水到昆明的滇池，沖洗滇池中的污染，相當於把金沙江的水提至70層樓高的滇中地區。從滇池中被衝出來的污水不能再流回到金沙江、長江，只能用來灌溉農田，這才有了雲南的水稻上山。
王維洛說：“所以朱有勇院士，他可以搞這個水稻上山，因為上面衝下來的這個髒水可以用來灌所溉農田，別的地方水稻上山那是朱有勇院士沒有考慮過的，這是其他人在那裡推廣的。”
今年春季退林還耕運動的大舉推進引起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以及農村各地的強烈反彈，現在看來，中共中央又變調了。新華社近日發文，稱退林還耕是一個“偽概念”，不是定義嚴謹、按法定程序出台的政策概念。
文章說：“將目前各地開展的耕地恢復措施籠統地稱為“退林還耕”，並與“退耕還林還草”政策強行掛鉤、混為一談，是對耕地保護和糧食安全政策具有一定導向性的污名化誤解誤讀，容易讓老百姓認為政策朝令夕改、急轉彎，必須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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