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8月30日去世。在俄羅斯內外，戈爾巴喬夫生前和身後都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讚美者說他促成了俄羅斯人和蘇聯陣營國家人民的自由；批評者說他導致蘇聯解體，使俄羅斯蒙羞受辱；中共政權則暗裡說他是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大挫折的歷史罪人，也給中國造成了危險。在各國媒體大力報導和展示戈爾巴喬夫生平大事之際，中國媒體對對他的去世和生平進行了低調的報導。
戈爾巴喬夫去世 西方評價
8月31日，也就是在戈爾巴喬夫去世之後的第二天，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說，“我們與世界各國的人一道哀悼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去世。或許沒有哪個詞像公開性glasnost一樣跟戈爾巴喬夫先生聯繫緊密。對一個通過公開性而改變人類歷史的人來說，這個詞恰如其分。”
“戈爾巴喬夫先生公開承認其國家的歷史，不僅僅承認其勝利，而且也承認其悲劇，即他所稱的蘇聯歷史上的‘諸多空白處’。他為異議觀點開拓了空間，解放了被流放或監禁多年的持不同政見者。他也開放性地與其他國家，其中包括與美國這樣的敵手國家合作。他的強烈信念是，對話符合他的人民以及所有的人民的利益。”
布林肯作為國務卿從國際關係和政治的角度對戈爾巴喬夫做出了評價和讚揚。倫敦經濟學院國際歷史學教授弗拉季斯拉夫·朱波克8月30日在戈爾巴喬夫去世的當天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發表文章，其導語則是從人品、倫理道德和歷史的角度對戈爾巴喬夫做出了這樣的讚揚：“俄羅斯媒體報導說，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在長期患病之後去世，享年91歲。他是俄羅斯的悲慘、嚴酷、血跡斑斑的歷史上難得的一個閃光點。即使是在他最潦倒的時候，他也釋放出溫暖，閃耀著樂觀和幽默的火花。他是一個富有激情的政治動物，但卻拒絕為了權力而貪戀權力。”
在這樣的高度讚揚的導語之下，朱波克教授給出了這樣的戈爾巴喬夫綜合評價：
“然而，他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則更為複雜，現在仍未確定。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和舊秩序的中堅分子多把他視為傻瓜或叛徒，主要是因為蘇聯在他任上解體。其他俄羅斯人和前蘇聯陣營成員國則讚揚他是一個富有遠見的解放者，他做出努力把他們從腐朽的集權體制枷鎖下解放出來。”
戈爾巴喬夫去世，中俄媒體報導反差巨大
在戈爾巴喬夫去世成為國際新聞之際，國際媒體普遍注意到北京和中國官方媒體對這一消息進行了低調淡化處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8月3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時說：“戈爾巴喬夫先生曾為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作出積極貢獻。我們對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屬表示慰問。”
中國官方權威新聞宣傳機構新華社則這樣簡短地總括了戈爾巴喬夫的生平：“戈爾巴喬夫生於1931年3月2日，1985年3月起任蘇共中央總書記。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3月後，任蘇聯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1991年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主要從事社會和文學活動。”
來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和官方權威新聞宣傳機構的這種明顯避重就輕的說法，跟俄羅斯官方的衛星通訊社(Sputnik）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戈爾巴喬夫去世的當天，衛星通訊社發出報導，對戈爾巴喬夫的一生事蹟進行了平實的回顧展示，其報導包括這樣的兩段話：
“在他在任期間，在他的主導下，蘇聯大力試圖改革其社會體制。這種努力就是所謂的改革，perestroika，其主要目的是全面改善社會主義體制。這就意味著發展民主，言論自由，擴大勞工集體和公共組織的權利，以及加強法律與秩序。
“戈爾巴喬夫大力倡導公開性政策（glasnost，即在國家機構中實行最大限度的公開性，信息自由）促成了1990年一部新聞法通過，該法律取消了國家新聞出版審查制度。這位蘇聯的總統還解除了蘇聯科學院院士安德烈·薩哈羅夫的政治流放，並開始了為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見者恢復甦聯公民身份和權利的過程。此外，(在他任上)，蘇聯還發動了一場廣泛的運動為政治鎮壓的受害者平反昭雪。”
對中國問題觀察家來說，北京和中共政權對戈爾巴喬夫去世的消息盡力淡化或避重就輕很容易理解，因為儘管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反覆聲言跟俄羅斯是盟友以及跟俄羅斯合作無上限，但在許多政治問題上，今日莫斯科和北京有明顯的差異乃至分歧。
蘇聯在戈爾巴喬夫在任期間通過新聞法、廢除出版審查、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昭雪，發展民主，倡導言論自由，擴大勞工群體和公共組織的權利，今日俄羅斯官方通訊社把這一切當作戈爾巴喬夫的正面政治遺產羅列出來。但今日北京政權則反其道而行之，強調媒體姓黨，堅持出版社查，拒絕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誓言堅決打擊所謂的“妄議中央”的言論，高調宣揚“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
中國問題研究者指出，中國共產黨當局對戈爾巴喬夫持有明確的敵視態度，這種態度反映在其對內的政治宣傳和思想灌輸中，而且這種態度由來已久，早在1980年代開始出現。
戈爾巴喬夫的奇特中國緣
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以改革和公開性為旗號在蘇聯推行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進行的改革努力在中國公眾中獲得了普遍的好感，因為他們不滿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拒絕政治改革導致所謂的經濟改革走上歪門邪道，變成了一場對國有資產的強取豪奪，損害了公眾的利益，讓權貴人家大發橫財。
1989年5月中旬，在以學生為先導的反腐敗、要民主的北京天安門抗議運動的高潮，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由於天安門廣場被抗議學生和市民佔領，歡迎儀式不得不改在北京國際機場而不是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的天安門廣場進行。
當時，鄧小平正在忙於調遣中共的軍隊準備殺入中共政權的首都北京城鎮壓抗議民眾。與此同時，在天安門廣場，抗議者打出歡迎戈爾巴喬夫到訪的俄文和中文大字橫幅——“民主——我們共同的理想”。在鄧小平聲言抗議者是製造動亂的犯罪分子之際，戈爾巴喬夫在接受西方媒體採訪，稱讚學生運動領袖說，“我很確信我們在經歷一個社會主義變革的重要轉折點”。
自鄧小平以來，中共一直是把戈爾巴喬夫視為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叛徒，儘管中國在短短幾十年裡超越資本主義國家，抵達全世界貧富懸殊榜上名列前茅的位置。中共認為戈爾巴喬夫所提倡和推動的政治改革不但導致蘇聯解體，而且也鼓勵了中國國內的敵對勢力，對中共政權的安全和中國的統一造成了明顯的或潛在的威脅。
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以來哀嘆蘇聯解體，哀嘆蘇聯解體時 “竟無一人是男兒” 挽救蘇聯，挽救蘇共。但批評者指出，習近平顯然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受害者，他好像是不知道蘇聯解體一方面有其內部的原因，一方面也有外部的原因，其中包括從1970年代開始北京和華盛頓聯手合作對抗和打擊蘇聯。這種中美合作對付蘇聯的政策一直持續到鄧小平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