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羅斯發動的針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打響以來到現在，由於中國明里暗裡支持俄羅斯，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又增添了一個不穩定的因素。在此之前，在新疆、香港、台灣、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國已經處於對立狀態。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美中兩國學者保持溝通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1943年出生的黎安友1971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不久之後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至今。在當今世界研究中國的學者當中，專攻中國政治、外交政策、人權問題和政治文化的黎安友可謂桃李滿天下的元老級學者。
他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閉關鎖國的年代開始他的中國研究職業生涯的。在他獲得博士學位的那一年，美國還跟蘇聯並列是中國（中共政權）的死敵。在他正值年富力強的時候，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美中友好成為美中關係的主題，兩國學者的交流也暢通無阻，他本人也帶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來自中國大陸的政治科學學者。
如今，那樣的黃金時代已經成為明日黃花，美中關係陷入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回望他的中國研究生涯，黎安友認為，在中美交惡之際，美中兩國學者保持交流，對避免兩國關係惡化到一個非常危險的程度十分重要。
以下是黎安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記錄摘要的第三部分。黎安友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國之音。
習近平不能根除中共黨內派系
金哲問：您研究中國政治，出的第一本專著是《北京政治1918-1923》。您為什麼選擇這段時間來研究？這個時間段就包括1921年中共成立。 100年前的北京政治對我們理解今天的北京政治有什麼意義？
黎安友答：我當時研究那段歷史，並沒有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我是研究北洋軍閥時代北京政府裡面的派系鬥爭。中國人大概會知道，當時有所謂的直隸派和奉天派等等派系。所以我比較注意派系鬥爭。後來，我把派系分析轉到（借用到）研究中共裡面所謂的路線鬥爭。
現在西方有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共裡面還有派系，我自己不這麼不認為。我認為習近平已經有效地瓦解了別的派系，所以中共內部現在只有一派，就是“習派”。習近平已經消滅了別的派系。沒有一個真正的上海派。或者是共青團派這樣的東西。我自己的判斷是這些東西都已經被消滅掉了，不存在了。
但這個可能是暫時的現象。因為習不會活到永遠。習雖然現在要再做5年或者10年，但是他早晚會或者退休，或者生病，或者發生別的什麼事情。到那個時候，恐怕中共的派系鬥爭會再發生，會再觸發。因為派系鬥爭可以說是一個自然的政治現象。政治就是這樣。政治家會互相鬥爭，會互相爭奪權力。所以恐怕習以後中共的派系傳統可能會再觸發。
觀察中國 反思美國及美國民主
問：關於中國政治，您還出版了一本專著—《中國的民主》。延安時期，中共領袖毛澤東曾經公開大力讚揚美國的民主。但是在今天，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以及中共，美國的民主成了反面教材。您剛才前面也提到，現在美國有很多人對美國的民主也有非常激烈的批評。您認為美國民主的狀況對中國的民主及其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這方面的影響不好。
共產黨戰術靈活。毛在時代因為是要反對國民黨，國民黨是一個專制政權，而毛希望美國不支持國民黨，所以毛會說美國民主的好話。但這只是戰術靈活的一個表現，而不是說毛真正地愛自由民主的這個體制。
但是現在美國民主的功能失調給全球人民一個非常壞的影響，包括中國人。我有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研究生。他們來這兒，他們期望向美國的這種健康的政治制度學很多好東西。但他們非常失望。坦率地講，我也失望。
而且，美國政府講跟中國的所謂“戰略競爭”。如果我們不能解決我們國內體制的問題的話，我們沒有辦法成功地跟中國戰略競爭。我們的首要問題不是中國而是我們自己。如果能夠恢復我們自己的治理健康的話，我們就能夠成功地跟中國競爭。如果我們不能恢復我們自己的治理健康的話，就沒有辦法跟誰競爭。
長遠來看。雖然我們現在經濟最大，軍力最大，連軟實力也可能最大，但是長遠來看，這個競爭（的成敗）取決於自己制度的健康。
往日與今日的中國研究
問：現在中國內外有很多人說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封閉的程度，對言論管制、學術自由管制的程度直逼毛澤東。您是在毛澤東時代接受您的政治科學訓練的，在後毛時代，您自己參與或者是訓練了大批研究中國政治的人。您認為習近平時代和毛澤東時代相比到底怎麼樣？兩者有什麼樣的差別？
答：我開始研究中國是在60年代，我很年輕的時候。當時我們研究中國大陸的情況有兩種方法，一個方法叫做Pekingology（北京學/中國政策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或者發表的照片，我們可以分析社論，提法有沒有微小的轉變，或者這個照片，誰站在誰的左邊或者右邊，這樣從細微的細節，措辭的變化、照片的變化，來揣測中共當局內部又發生了什麼明顯的變化。
第二個方法是採訪離開中國、從中國逃亡的人。比方說，在大躍進的時候，南方的農民有些跑到香港或者澳門，我們可以去那邊採訪他們，了解南方的農業情況怎麼樣。我們採訪難民或者少數的（跑到港澳的）紅衛兵。
後來中美外交關係正常化之後，中國慢慢地開放，我們可以去中國，可以做抽樣調查，可以做所謂的field research即田野調查。可以有很多跟中國學者的合作項目，學術合作。這是一個黃金時代。
我現在知道。因為在習近平的時代，毛時代的情況逐漸捲土重來。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非常希望我們可以保持和保護我們跟中國學者的這種如果說不是合作的關係的話，至少是溝通的關係。因為現在在中國，有很多我們以前的博士生，現在當教授。在中國有很多我們以前的同事。我們跟他們以前有非常自由的交流。
這個東西非常寶貴。為了學術的研究，而且為了兩國的互相認識、互相了解的這個目標。為了避免兩國關係惡化到一個非常危險的程度，我們需要互相了解，需要更深入地互相了解。所以兩國學術界的交流，我自己認為是非常非常關鍵，需要盡量保護這種渠道。
問：中國現在對學術甚至對普通人的一般話語都進行無所不在的監控。所以您跟中國的學者在交流的時候，是否感覺到這一點？比如說，我在中國要是跟您聯繫的話，我就要謹言慎行。因為我知道我給您寫的這些對中國公安機關來說都是透明的。他們哪一天想抓我的話，一抓一個準。您有這種感覺嗎？他們變得謹言慎行了嗎？
答：對，我有這種感覺。所以我跟中國的朋友溝通的時候，我得理解他們的情況。他們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他們的安全我們都需要考慮。但是到現在為止，還有一些渠道，一些人、一些辦法，一些場合，可以找到辦法，雖然不像以前那麼通暢，但是還有辦法促成互相了解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