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戰事已經持續一個月，未見有終結跡象。全球各地都關注當地情況，包括香港記者亦有到烏克蘭及鄰近的波蘭採訪，近距離觀察戰事的發展及難民的狀況。在烏克蘭採訪的香港記者陳子煜談到當地的危險和守望相助，而在波蘭的胡戩則看到難民的苦況與希望。
身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大約一個星期的香港記者陳子煜，在接受訪問期間，忽然說要暫停一會，原來是旁邊的日本紀錄片記者提醒他，已經是晚上七時，要把燈光調暗，以防有狙擊手對他們開火，或有任何危險。
他說：“晚上八時宵禁之後，政府強烈建議要關燈，舉例說，如果你跟我做FaceTime訪問，這裏的八時之後你根本不會見到我，因為我會關燈了。”
他說，他之前身處烏克蘭西部最大城市利沃夫（Lviv），當地聚集過千名記者，但很多不會再向東邊進發。雖然當地也時常有空襲警報，會令人有恐懼感，但不少人生活如常，可以買咖啡和去餐廳吃飯。
但當他轉到基輔，見到市內的商業活動近乎是零，只有超級市場在運作。在每天晚上八點到第二天早上七點的宵禁令下，超市五點就會關門。據他觀察，基輔是大城市，在戰火下，接近一半人口已經離開逃難，街上很少小孩。市面不至於嚴重炸爛，但到處都是受震波影響碎裂的玻璃。
他在基輔見到最多的，是由當地部隊設立的路障，駕車每五分鐘左右就會遇到一個，要檢查他的證件。因為有不少所謂的“破壞者”（saboteurs）偷偷進入市內，拍攝路障位置，或者偷運武器。
基輔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實施軍事宵禁，時間由24到36小時不等。陳子煜住身處基輔外圍的伊爾平 (Irpin)，之前戰況甚為激烈。他說，他持有國際記者聯盟的證件，又有烏克蘭國防部的記者認證，雖然在軍事宵禁期間可以出外，但路上的軍人都會勸告他回到安全地方。
他說：“你可以說這裏整個氣氛都比較緊張，宵禁期間整個城市實在太靜了，間中會聽到零星槍聲。”
陳子煜說，開戰初期市民在地鐵站暫避的情景已經不復再。留下來的人都會在不同形式上幫忙，比如是幫助軍隊，為他們煮食。現時烏克蘭西邊到基輔的鐵路仍在運作，貨品仍然能夠運入基輔，雖然很多東西缺貨，但超市還可以買到煙肉。
他說：“因為開戰的第一個星期，市民是比較恐懼。但是現在還留下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準備。”
“在這邊待得久了，如果你過來住兩天，你就會分得清是哪邊開火，是烏克蘭軍或是俄軍開火，是開甚麼火，認真想起來都頗荒謬，這裏的人懂得是步槍聲、手槍聲還是炮火聲，哪一方開炮，有沒有擊中甚麼都聽得出。”
炮火容易分辨，懷疑是俄羅斯放出的“假新聞”反而是難題。陳子煜說，經常會有傳言說，俄軍今天會攻進基輔，明天會使用核武器，導致人心惶惶。戰事已經持續一個月，不少人相當厭戰，希望丈夫、男朋友、兒子、孫子早日回家。
除了烏克蘭人保衛國家，也有外國人入境參軍。陳子煜坐通宵火車入境，車上有一個西班牙人和一個荷蘭人希望幫忙作戰，兩人都有接受過軍事訓練，但感到資訊混亂，不清楚應該申請甚麼文件，或去哪裏報到。陳子煜說，荷蘭人終於到基輔軍營報到後，被問到有沒有實戰經驗，他答沒有。
他說：“那名長官就跟他說，你可以回家了，我們不需要你。”
而西班牙人有在伊拉克服役的經驗，於是就被接受。 陳子煜說，把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人納入指揮體制是一件難事，同時不少烏克蘭人想參軍，也不是所有人都會被接受。
進入烏克蘭的人少，逃離烏克蘭的則有高達300萬人，當中有200多萬到了鄰近的波蘭。香港記者胡戩從台灣出發，在3月18日到達波蘭。他有一次在樂斯拉夫（Wrocław）的車站見到一個烏克蘭難民，看似是終於到達了他要到的目的地，看到了希望。
胡戩說：“他走到義工的旁邊，義工叫他來喝點東西。他立刻崩潰了，哭了出來。”
胡戩說，通常難民來到華沙後，數日後等到相關文件就會離開，轉到下一個地方。他聽過當地教會人士說，現在離開烏克蘭的，都有一定經濟能力，比如一些難民，有親人在外地，清楚自己要去哪裏。也有些是一群難民，當中有處事成熟的人，清楚要申請甚麼文件，問題不大。
但他也見到，有一家難民，包括媽媽、12 歲的女兒和 4 歲的弟弟，在華沙中央車站住了八天，是一件頗罕有的事。因為想留在波蘭的人，應該不太難找到熱心的波蘭人接待他們回家。
他也見過兩個個烏克蘭少女，身上沒有護照，想轉到加拿大，因為有親人在那裏，但又沒有他們的聯絡方法。在難民營，有西班牙義工建議少女去西班牙，結果她們接受了。但胡戩擔心，她們不懂西班牙語，連西班牙首都在哪的基本知識也沒有。
令胡戩感到慶幸地的是，他訪問了幾位烏克蘭母親，都說到了波蘭幾天，小孩子已經安排到幼稚園上課。
胡戩曾經採訪香港2019年抗爭運動，形容華沙中央車站仿如香港理工大學被圍困時的情況，車站內全都是人，有一陣酸醙味道。他指的是，一群人被逼暫時在一個地方逗留，衛生情況不太好，四處都是外界捐贈，給難民使用的物資。
他說：“我覺得是有一種香港理大的既視感，尤其是看到那些物資站。我有去不少難民營，看着那些物資站，完全是理工大學和中文大學的樣子。”
“人家要打仗才會出現這樣的資源站，這樣的規模，我們2019年的時候，究竟是經歷了甚麼，才出現類似的場面呢？”
他又說，他跟難民介紹自己時，會說自己是來自台灣的記者，慢慢跟對方談了一會，才會透露自己本來是住在香港，後來才因安全原因搬到台灣。
他說：“我覺得烏克蘭難民是知道台灣的事的，談起台灣他們都會有反應，談到香港，他們都知道香港發生甚麼事。我問問題時，少不免要談一談我自己的經歷，所以其實他們對於香港的事是有認知的。”
胡戩回想到，他自己很在意問關於烏克蘭人身份的問題，為甚麼他們覺得自己跟俄羅斯人是有分別的。 有些人會答，是因為小時候看過的一本小說，或是聽過的歌。
他說：“昨天有一個人跟我說，因為他媽媽是說烏克蘭語的，但他從小看的電視都是傳播俄羅斯的刻板印象，會灌輸講烏克蘭語就是賤種、講烏克蘭語就是垃圾、講烏克蘭語就是沒有文化，他就覺得，沒有理由，我媽媽自小就講烏克蘭語，為甚麼我媽媽說的語言就是沒有文化，就是賤種和垃圾呢？這引起他做研究，慢慢發覺原來不是這樣的，原來這是刻板印象，他們是想令我們覺得自己不是烏克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