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和其他一些加納學生花了兩天時間從烏克蘭首都基輔抵達利沃夫。然後他們又花了13個小時等待越過邊境，這位工程系的三年級學生解釋說。
就連她的面罩也無法掩飾上週在穿越飽受戰爭蹂躪的烏克蘭時的焦慮不安和恐懼。當她回憶起在利沃夫的火車站她被與白人婦女及其子女隔離開來並被阻止登上前往波蘭的火車時，她的面罩也無法掩蓋她的驚訝和痛苦。
美國之音上星期五采訪了6名安全抵達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加納學生，以及在利沃夫和烏日戈羅德(Uzhhorod)的另外12名加納和尼日利亞的非洲學生。烏日戈羅德是靠近斯洛伐克邊境的烏克蘭城鎮。四名學生說，他們在從哈爾科夫、蘇米或基輔向西的瘋狂逃離的旅程中沒有遇到任何歧視，他們在那裡主要學習醫學和工程學。
其他人表示，種族主義阻礙了他們的逃離，並危及他們的安全——儘管他們無一例外地都表示，他們把烏克蘭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並提到了人們對他們做出的一些善舉。
上週，烏克蘭政府為試圖逃離該國的非洲人和其他外國學生設立了一條特別熱線。此前，越來越多的報導稱，這些學生被禁止登上火車和公共汽車。來自加蓬、加納、肯尼亞和尼日利亞等非洲國家的代表說，他們從他們幫助逃離的學生那裡所聽到的讓他們感到不安。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格蘭迪(Filippo Grandi)在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說，“烏克蘭人和非烏克蘭人、歐洲人和非歐洲人之間絕對不應該有任何歧視。所有人都在逃避同樣的風險。”他告誡說，非洲人遭受的任何不公平待遇都不是烏克蘭政府政策的結果。
烏克蘭外長庫列巴(Dmytro Kuleba)在推特上強調，所有人，無論來自哪裡，都必須得到公平對待。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許多毀滅性的方式影響了烏克蘭人和非烏克蘭公民。尋求撤離的非洲人是我們的朋友，需要有平等的機會安全返回自己的國家。烏克蘭政府不遺餘力地解決這個問題，”他說。
他所領導的外交部一直在敦促所有政府機構幫助外國人，強調在邊境不能歧視非洲人，同時指責俄羅斯誇大膚色歧視的報導，進行虛假信息宣傳。
儘管烏克蘭政府做出了種種努力，但美國之音採訪的加納人說，他們確實經歷了騷擾和攻擊性的言行，這在他們試圖逃離炮火和轟炸時給他們造成了更多的壓力和恐懼。
珍妮特和她的朋友說，她們在入侵開始兩天后離開了基輔。她們睡在庇護所裡，在加納學生全國聯盟-烏克蘭(National Union of Ghana Students-Ukraine)組織的主席菲利普·安薩(Philip Ansah)領導下迅速建立的一個網絡的幫助下策劃逃離。
該組織還幫助資助了一些學生為奔向安全而進行的最後衝刺。此外，加納政府也迅速採取行動，試圖找到讓資金進入烏克蘭的方法，從其他歐洲城市派遣外交官前往烏克蘭邊境口岸，與學生會協調，為在加納人抵達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後為他們提供幫助做好準備。
據烏克蘭教育部統計，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那里大約有1.6萬名非洲學生。有900人是加納人，其中包括工程學博士生珍妮特。她和其他一些加納人驅車前往利沃夫。她說，這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和精疲力竭的開車經歷。她們說她們在加油站停下來加油和買吃的東西時遭受的一些虐待使情況變得更糟。
珍妮特在敘述她的經歷時顯然很難過。 “烏克蘭就像我的第二故鄉。我十幾歲時就來了，這很不幸。在我們逃命的時候，我從沒想過(膚色)會成為一個問題。”有一次，她們在加油站加油時被攔住了。在利沃夫火車站的情況則更糟，她們被推到一邊，“即使警察過來查看發生了什麼”。
這也是娜娜在利沃夫和哈爾科夫火車站的經歷。她在哈爾科夫還有幾個月就要拿到醫學學位了。轟炸開始後，她前往火車站，在附近的一個地鐵站裡避難，在那里呆了三天，人們和她分享了他們的食物和水。隨著爆炸和轟炸加劇，她和另一名加納學生意識到他們必須試圖離開這座城市。
“每個人都想擠上火車，我們不得不在外面等著，”她說。她然後接著說，“就在我等待的時候，我能聽到砲擊和爆炸聲，但你不能跑開去找掩護，因為如果火車來了，它會開走，把你留下。所以，儘管我被嚇得魂不附體，但我不得不站在那裡，等它來時，試著和其他人一起擠上去，”她解釋道。 “我哭著拼命擠上火車，其他婦女也在哭，邊哭邊推，孩子們也在哭。”
29歲的她說，烏克蘭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受到了有待，她一直告訴人們，“但我也是一個女人。”她和其他一些非洲學生聚集在一起試圖登上火車，但一名烏克蘭男子拿著一把獵槍，命令那些非洲男子回到隊列的盡頭。 “他讓每個人都感到害怕，直到四個警察把他按倒，把他帶走。”
身材瘦長的尼日利亞足球運動員戈登說，他所看到的大部分情況都是由於普遍的混亂和恐懼造成的。他上周剛剛越境進入斯洛伐克後，美國之音採訪了他。他對種族歧視的說法不以為然。 “你看，每個人都在爭先恐後地趕火車和穿越邊境。每個人都很害怕，推推搡搡，想要擠到隊伍的最前面。”
其他的非洲人不同意他的說法。娜娜在利沃夫火車站說，“我站了好幾個小時，他們一直把烏克蘭婦女送上火車，而不是我們，他們甚至在笑，”她說。 “他們甚至試圖用語言作為障礙來趕走我，不理我。”
加納學生菲利普(Philip)說，讓他感到最可怕的時刻是當他設法從他學醫的地方蘇米(Sumy)逃出來時，與俄羅斯士兵撞個正著。 “當時有很多俄羅斯人，他們恐嚇我們，用槍指著我們，威脅要向我們開槍，”他說。
學生會和加納政府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回報——據一名加納官員稱，在烏克蘭戰爭爆發時，在烏克蘭的900名加納學生中，只有39人仍留在那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