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中國駐美大使秦剛接受了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的史蒂夫·英斯基普（Steve Inskeep）的採訪。
採訪中，秦剛討論了從北京冬奧到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等一系列問題。
秦剛在採訪中稱，中國人民普遍支持中國政府，他引用了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年度調查作為證據。
但英斯基普問他，如果中國政府如此受民眾歡迎，為什麼還會對民眾使用一系列壓制性措施，“為什麼還要廣泛使用人臉識別軟件、互聯網審查等手段來限制言論、有效控制民眾呢？”
秦對英斯基普的描述提出了異議，主要針對英斯基普有關中國互聯網自由的說法。
“這是一種誤解，” 他說。 “事實上，中國民眾可以從互聯網廣泛獲取信息。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互聯網用戶，網民超過10億。人們每天都能從不同渠道獲得信息，也可以評論和交換（看法）。”
對此，英斯基普說，儘管中國民眾可以從中國互聯網上獲得豐富的信息，但爭議性話題和民眾對政府的批評會很快從互聯網上消失。
對於民眾對政府的批評會很快從互聯網上消失這一點，秦剛稱“事實並非如此”。他補充說，政府有很多徵求民眾意見的渠道，包括接受民眾批評。 ”
但是，秦剛有關被高度管控的中國互聯網沒有嚴格限制信息獲取或嚴格限制公眾對政府批評的說法是錯誤的。
事實上，中國政府實施了一些世界上最嚴格的控制措施。它屏蔽了互聯網上很大部分的內容，以“確保國家安全與社會和諧”。
中國通過嚴格的法律和監管環境以及允許對網絡言論進行全方位操縱的互聯網過濾器來維持這種控制。
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其發布的2021年網絡自由度（Freedom of the Net 2021）報告中稱中國“連續第七年被評為世界上最嚴重的網絡自由濫用者”。
數十個中國政府機構通過與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一大批在線審查機構合作，以監管中國的網絡空間。
幾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升級其互聯網控制的製度體系。
總部設在英國的政策研究所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寫道，即使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2年底執掌中國共產黨之前，中國“就已經擁有世界上最複雜、最嚴格的互聯網控制體系之一”。
1997年，中國公安部發布了關於互聯網安全、保護和管理的綜合規定 ——《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
中國公安部明文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國際聯網製作、複製、查閱和傳播”的信息種類，但定義廣泛、有時含糊不清，其中包括“捏造或者歪曲事實，散佈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的”信息，“損害國家機關聲譽”的信息，“煽動推翻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息，等等。
早在2002年，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就發現，中國屏蔽了數千個“提供新聞、健康、教育和娛樂信息”的網站。
當時，與“中國民主”相關的谷歌熱搜詞中的前100名里有40項被屏蔽。不過，中國對互聯網的控制方法和機制自那時起不斷進化。
經過十多年的醞釀，中國在2008正式投入使用“金盾工程”，中國國務院網站當時稱之為“我國公安歷史上建設規模最大、涉及領域最廣、複雜程度最高、技術含量最重的全國公安信息化建設項目”。香港英文新聞網站“香港自由新聞”（Hong Kong Free Press）將金盾工程描述為“阻止政治敏感內容進入國內網絡的全國性過濾器”。
金盾經常被稱為“中國的長城防火牆”，部分原因是它的“內容過濾防火牆”。
自由之家稱中國的“長城防火牆”為“世界上最先進的互聯網審查機制”。
根據自由之家的說法，中國當局通過廣泛屏蔽任何可能被視為破壞中國共產黨統治體系的社交媒體平台和帖子，確保用戶只能訪問“一個被高度審查、監控和操縱的互聯網版本”。
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谷歌(Google)、維基百科（Wikipedia）和YouTube都在被中國政府屏蔽的數千個網站之列。
2008年3月14日，在1959年西藏起義紀念日之際，拉薩發生了藏人大規模抗議活動。那一年也正值北京即將舉辦夏季奧運會。次年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也爆發了大規模流血暴力事件。
這些事件催化之下，中國政府開始實施更嚴苛的互聯網控制。例如，在西藏抗議活動相關視頻上傳到YouTube後，中國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多次屏蔽了YouTube網站。
習近平上台後，控制進一步收緊。
中共中央辦公廳於2013年4月印發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簡稱“9號文件”）中警告稱，“一些人以‘新聞自由’為幌子，宣揚西方新聞觀，否定我國媒體的黨性原則。”
該文件稱，對西方新聞觀的宣揚挑戰“我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一些人“鼓吹‘網路資訊自由流動”，污衊我國加強互聯網管理是打壓網上言論。 ”
《紐約時報》曾在其2013年對該文件的報導中稱，這份文件“明確無誤地得到了中國新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首肯”。
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撰文指出，“這份文件定調之後，（中國）隨即掀起一波對網路、媒體、公民社會和教育的凶狠打壓，基本上堵死了年輕世代獲取與官方論述不同觀點的一切有效管道。 ”
漸漸地，在中國上網的感受已大不相同，”王亞秋寫道。“敏感文字與圖像的清單不斷加長。想方設法發出的文章和留言被迅速刪除。政府日益老練、積極地運用自行發展的科技：加上人工智能的審查工具可以掃描圖片以確認是否包含敏感詞句。被防火長城攔住的境外網站也愈來愈多。 ”
2013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當中對網絡誹謗、網絡造謠等行為出台了嚴厲的措施，但當中對誹謗和造謠作出寬泛的定義，網絡表達的空間繼續縮小。
2018年底，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宣布，根據“自媒體賬號清理整治專項行動部署”，因“無中生有散佈虛假信息”，“顛倒是非歪曲黨史國史”，“格調低俗突破道德底線”等原因，各平台當年共刪除各類違法違規自媒體信息49.6萬篇，關閉違法違規自媒體賬號11萬個。
本已在嚴格的國家指令下運作的中國官方媒體也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2021年1月，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新規定，要求對中國記者社交帳戶的審查作為年度記者證續期或簽發新記者證認證程序的一部分。
獨立撰稿人劉文（Tracy Wen Liu）在其於2021年8月發表於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文章中稱，之所以越來越多的人在網上受到審查，部分原因是中國“審查機器”的運行基於一種配額制度。
劉文寫道，人們“太害怕發布造成有意義威脅或持不同政見的內容”，導致網絡審查人員們不得不“將溫和的內容也貼上無法接受的標籤，否則就無法完成自己的配額”。
這類網絡審查也包括對LGBT性少數群體在網絡空間中的鎮壓。
劉文和人權觀察的王亞秋都記錄了咄咄逼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是如何進一步控製網絡言論的。王特別將這種網絡民族主義的興起與長城防火牆下創建的互聯網生態系統聯繫在一起。
秦剛大使在採訪中稱，中國民眾批評政府的渠道很多。但在現實實踐中，民眾對政府政策的嚴肅批評，甚至是溫和嘲弄，都是被禁止的。
2020年3月，前房地產大亨任志強發文批評中共當局在COVID-19疫情處理上失職之後一度失踪。這篇文章中暗指習近平是“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雖然沒有直接點名。
任志強後來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腐敗、賄賂和挪用公款，他沒有對這些指控提出異議。
2020年5月，從中國官媒記者轉為獨立記者、獨立評論人的陳杰人被湖南桂陽縣法院以“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經營、行賄”等罪名一審重判15年徒刑，罰金701萬元。
但人權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稱，事實上，對陳杰人的重判旨在懲罰他在微博和其它社媒平台發表的政治言論。該組織稱，這一嚴厲判決的目的是“向網絡平台上的獨立評論員和公民記者發出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信號。”
即便你是網絡審查員，也不一定安全。
2021年，前網信辦專職副主任彭波被控嚴重違紀違法，涉嫌受賄犯罪，被開除黨籍。中國官媒報導稱，調查發現彭波“背離黨中央關於開展網上輿論鬥爭的決策部署，放棄對互聯網陣地的管理…”
取笑習近平也是不被允許的。
據“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網站報導，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講話時，對著演講稿停頓3秒後才突然念出“撒胡椒面”（形容做事沒有重點的白話表達方式）四字。這一視頻在網絡上被網民圍觀和嘲諷。隨後，“胡椒面”、“撒胡椒面”等詞在他演講後的八天內在微博上被完全刪除。
同樣，在網民將習近平與卡通角色小熊維尼的外貌進行比較後，中國當局也將小熊維尼添加到了互聯網黑名單中。
政治風險新聞和分析網站環球風險洞察（Global Risks Insight）表示，對於網民將習近平的外貌與小熊維尼做比較，“北京將之看作一種為了損害（中國）國家主席這一職位和習近平本人尊嚴而做的重大努力。”
全球風險洞察網站也指出，中國政府也因此失去了本有潛力將之變為“正面的、天然形成的習近平公眾形象塑造運動”的機會，反而突顯了威權政權的敏感性。
與此同時，北京還利用一大批假社交媒體賬號操縱網絡言論。 2016年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政府“每年編造和發布約4.48億條社交媒體評論”。
研究人員發現，這些網絡賬號並不參與與中國政府批評者之間的任何互動，而只是開展一場“戰略性分散人們對集體行動、不滿或普遍負面情緒的注意力”的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