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的朱利安·格維茲（Julian Gewirtz）上任前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作為拜登政府“中國團隊”的新成員，這位2018年才走出校門的年輕人將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操盤手之一。
學者型官員
朱利安·格維茲是拜登政府中又一名在學界和政界之間經歷“旋轉門”的官員。
2013年從哈佛大學取得學士學位的格維茲進入牛津大學攻讀中國現代史博士學位。在此期間，他曾短暫休學，進入奧巴馬政府，擔任能源部副部長的國際事務特別顧問。之後，他回到校園完成博士學位，並成為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歷史和公共政策研究員，以及哈佛大學威瑟海德國際事務中心學者。
2020年8月，格維茲進入外交關係協會，任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同期，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中國與世界”項目研究員和講師。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國通”
格維茲的研究集中於中國近現代歷史和政治。
2018年，他以羅德學者身份獲得牛津大學中國現代史博士學位。在畢業論文中，他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政治和經濟改革，尤其是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其中的角色。
2017年，格維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名為《不太可能的合作夥伴:中國改革者、西方經濟學家和全球中國的形成》。該書講述了鄧小平時代改革者與強硬派保守派之間爭奪影響力的故事，並揭示了同時期中國與西方的互動。他的另一本有關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政治波動及其遺產的新書——《中國的重塑》也將於2021年出版。
在格維茲的領英（LinkedIn）頁面上，他將“中文”列為自己所掌握的語言之一。
格維茲如何看中國？
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朱利安·格維茲將在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上留下自己的印記。
從近年來他在各大期刊上發表的有關中國的文章來看，格維茲很擅長從分析中國領導層的思維出發來思考美國的應對之策。
他在2020年末發表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詳細闡述了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的觀點。他寫道：中國領導層多年來始終堅信，美國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並因此要遏制中國的發展，而特朗普政府的種種做法進一步鞏固了中國的這種判斷。
格維茲認為，中國對於美國正走向衰落的預期使得他們敢於採取“更有攻擊性的姿態”，甚至敢於不懼國際指責，“在香港實施新的國家安全法，在新疆犯下暴行，欺負澳大利亞、印度和菲律賓，威脅台灣，與伊朗和俄羅斯建立新的伙伴關係，讓中國外交官散佈有關新冠起源的陰謀論”等。
他同時指出，中國政策制定者相信美國必然要遏制中國，美中關係的這種趨勢並不會隨著美國政府的更迭而改變，因而他們近年來努力減少在經濟和科技上對美國的依賴，將經濟重心轉移到國內消費，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支持中央集權的經濟系統，同時試圖通過“一帶一路”等戰略開拓新的市場和合作夥伴。
在格維茲看來，事到如今，美國已經不可能通過“外交安慰”來說服中國領導層放棄這些“尋求安全”的做法。美國需要做的，是要向中國證明，“美國仍然強大，能夠可靠地恢復其力量和領導力的源泉”。
“要與中國進行有效競爭，沒有什麼比美國在國內重振經濟基礎、技術優勢和民主制度更重要的了，”格維茲寫道，“這個雄心勃勃的國家復興和恢復計劃將深刻地動搖中國共產黨戰略的基礎。”
此外，他認為，美國領導人也不應該迴避公開指出中國的許多弱點，“包括人口老齡化、生態危機、大量邊界爭端以及國際聲望下降”。
和拜登團隊裡的其他人一樣，格維茲也認為美中在競爭的同時也具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
他寫道：“通過在必要時在這些問題上與中國合作，即使是在兩國之間存在激烈競爭的情況下，美國也將向北京表明，它不害怕也不尋求遏制一個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並遵守規則的繁榮中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措施最終也會為中國領導人創造空間，讓他們認識到，解決這些緊迫的共同問題，比相信自己偏執的美國願景更重要。”
格維茲還建議，兩國需要避免競爭帶來“最糟糕的結果”，在網絡戰以及南中國海爭端等“最危險”的領域通過談判來劃定警戒線，並實施有效的危機管理和衝突降溫機制。
在格維茲看來，美國對華戰略不僅要評估中國的能力和目標，還要充分考慮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理解，並且要摒棄一種時下流行的錯誤看法，即中國的戰略道路是不可動搖的，中國對外部壓力和激勵是無動於衷的。
“美國可以製定一項戰略，更有效地阻止中國最成問題的行為。但要做到這一點，華盛頓必須努力顛覆中國領導人關於美國正在不可避免地衰落的假設，”格維茲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