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進行滲透的行為，近兩年已經引起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民主國家的高度警惕。在美國，有人說，中國的滲透行動正在影響美國的民主進程，也有人說，中國祇是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國際“話語權”，並沒有損害美國的民主。那麼，中國在美國的滲透行動到底有多大功效？
中國的“大外宣”計劃看似無效
根據美國民意調查公司3月11日公佈的最新民調顯示，美中兩國深陷貿易戰的一年裡，美國人對中國好感度大幅度下降，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重要經濟威脅人有所增加。
調查發現，對中國好感度跌至了自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僅有41%的美國人在今年的民調中說他們對中國持有好感。相比之下，在去年同期公佈的蓋洛普民調中，美國人對中國好感度曾高達53%，為近30年最高水平。
這個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試圖影響美國的信息環境，希望改善中國形象的所謂“大外宣”計劃，好像並不成功。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兩名學者杜如松（Rush Doshi）和羅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D. Williams）去年在該學會發表題為“中國在干預美國政治嗎？”一文中寫道，中國國營媒體的大外宣動作以及其他行動在美國的影響力有限。
在報告說，“在美國， 中國國營的《中國日報》，中國全球電視網（CGTN） 和新華社很明顯都希望影響美國的信息環境。美國的幾家大報紙，包括《華盛頓郵報》都發行了《中國日報》的插頁。另外，也有證據顯示，與統戰部有關聯的讚助者試圖給美國研究機構捐款，但是，他們的讚助是否會影響到研究結果還有待討論。中國甚至試圖設立自己的智庫來參與政策辯論並試圖影響討論，看起來效果都有限。”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就曾指出，中國唯一一家位於華盛頓的中美研究中心（China-American Studies）很多人並不知曉。
2018年3月，中國組建新的中國國家廣播電視機構--中國之聲，根據中共文件，中國之聲的目標是“宣傳黨的理論、方向、原則和政策”以及“講述好中國故事”。
曾經在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擔任外籍編輯的希爾頓·葉（Hilton Yip）去年4月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網站發表評論文章說，“只要中共領導人不能區分宣傳和新聞，中國之聲將沒人聽。” 文章認為，中國努力推動共產黨的理論和原則跟提升中國海外形像是互相衝突的。在這個互聯網使用廣泛、社交媒體流行的時代，人們對官方宣傳的反感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報導援引香港中國媒體計劃主任班志遠（David Bandurski）的話說，“建立中國之聲是為了集中控制、整合資源。中共相信這將允許它更有效地發出聲音。但是中共領導人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讓全世界人們產生共鳴，同時維持一個一致的聲音。” “這是一個中共在對外宣傳上掙扎多年的內在矛盾。此次整合可能只會惡化問題。”
不僅如此，去年9月，中國大外宣還遇到了最大的挫敗。美國司法部要求新華社和中國環球電視網美國分支機構，按照《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登記為在美國的“外國代理人”。
根據美國法律，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以後，這兩家中國官媒將被要求向美國政府申報其年度預算和開支、所有權結構等信息。此外，還必須在其發表和播出的文字、圖片和音像中註明其為“外國代理人”。其運作上也會被限制，採訪總統活動的記者證需要通過特勤局審查，不能隨便進入國會聽證會以記者身份進行採訪，不能隨意採訪國會議員和官員。如果拒絕登記，其在美國的主管可能會被逮捕，資產可能被凍結。
不過，中國的大外宣計劃在一個領域可能獲得了成功。根據美國智庫胡佛研究所和亞洲協會去年的一份有關中國在美國影響力的報告，在美國媒體領域，中國幾乎消滅了所有曾經為美國華人社區服務的獨立中文媒體。
中國干預美國高校和智庫的學術自由的挑戰確實存在
美國華盛頓的研究機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去年9月發布的一份報告說，中共的影響力和乾涉活動對美國高等教育所構成的挑戰真實存在。
報告指出，中國政府插手美國高教的現象包括：通過中國使領館的工作人員抗議美國學校邀請的演講嘉賓、要求取消涉及中國政治“敏感問題”的討論會，通過留學生蒐集高校師生言行，用威脅拒絕研究者的簽證以換取研究者改變學術議題等等。
2017年，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UCSD）中國學生組織抗議學校邀請達賴喇嘛在畢業典禮上演講就是中國對美高校施壓的知名案例。該校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發表聲明，指責校方邀請達賴喇嘛傷害了“華人學生學者的感情”“違背了尊重、包容、平等、積極的建校精神”，並表示該組織已與中國領館取得聯繫，正在“等待總領館方面統一指示。”
威爾遜中心的報告還指出，除了資金緊張的美國公立學校，一些私立研究性高校和文理學院也是中國干預的受害者。
胡佛研究所的影響力報告也提到，在中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的直接支持下，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有時會向中國使、領館匯報，損害其他中國學生和學者在美國校園的學術自由。美國一些大學如果主辦被中國共產黨或是政府視為有政治冒犯的活動時，會受到來自中國大使館及其六個駐美領事館以及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的壓力。報告還說，雖然美國對研究美國政治或歷史的中國學者持開放態度，但中國卻限制美國學者和研究人員進入中國去研究中國的政治敏感領域。
中國國家資助的孔子學院是中國試圖滲透美國學界的另一個方式。根據胡佛研究所的中國影響力報告，孔子學院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接觸美國學生團體的機會。孔子學院使用中國專用教材，宣傳中國看問題的角度，用中國的說法以及使用簡化字，並避免討論有爭議的話題，例如，西藏、天安門、新疆、法輪功以及人權等，這令一些人擔心，這樣的做法一方面有助於推進共產黨的宣傳，另一方面也影響美國校園獨立選課程。報告建議對孔子學院執行更嚴格的監督並實行更嚴格的學術自由和透明度標準。
另外，報告指出，美國智庫、研究人員、學者和其他工作人員也經常表示，中國外交人員和其他人員也試圖影響他們在美國國內的活動。
不過，孔子學院以及中國對高校滲透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潛在的威脅已經得到了美國政府和國會的關注。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Wray）去年三月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作證時說，聯調局正在調查在全美100多所大學開辦的孔子學院。他還說，中國對美國教育界的影響深刻。
美國中央情報局去年的一份報告也特別警告說，中共試圖通過為大學和政策機構提供資金換取對學術項目的審查。報告說，“中共經常拒絕給批評該政權的學者簽證，鼓勵許多中國學者事先自我檢查，以便他們能夠為了繼續研究而自由出入。”
美國國會多次就“中國長臂”問題舉行聽證。美國會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去年2月去信佛羅里達州設有孔子學院的學校，敦促這些學校終止孔子學院的運營；3月，魯比奧與眾議員威爾森（Joe Wilson）在國會提出《外國影響力透明法案》，要求為外國政府進行政治宣傳的機構須向美國司法部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同時修改《高等教育法》,要求各大學公佈超過5萬美元的外國捐贈與合約，令到美國的大學對孔子學院提高警覺，不再與其合作。
去年6月，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發起一項旨在應對中國對美國政治影響力運作的法案，要求美國各政府機構調查中國政府和中共對美國的政治滲透行為，並公開發布報告。
另外，美國去年8月通過的最新《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規定，國防部不得向開設孔院的美國高校的中文項目提供資金，除非該校提交並取得相關豁免。在法案生效後，羅德島大學（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表示會關閉他的孔院，以保留國防部贊助的“漢語旗艦項目”的經費。
據美國“高等教育內參”網(Inside Higher Ed)報導，過去一年至少有十所美國高校宣布關閉或計劃關閉他們的孔院，雖然他們做出這個決定的官方理由也不盡相同。
美國華盛頓郵報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方面專欄作家喬希.羅金（Josh Rogin）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大規模影響行動，在美國大學中採取了長遠的播種方式，意圖多年甚至幾十年後開花。他還說，美國有100多所大學目前通過孔子學院與中國政府建立了合作關係，美國情報界警告這些孔子學院是潛在的間諜點。但是，孔子學院構成的更嚴重的挑戰，是危害美國下一代領導人了解、思考和談論中國現實及中共政權真實性質的能力。
不過，前美國副助理國務卿、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謝淑麗（Susan Shirk）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在被問到中國在美國的滲透行動以及對美國的影響時表示，中國的做法有過分的一面，但是美國的反應也有點過激。她直接說，喬希·羅金在誇大來自中國的威脅。
她說：“這是中國另一個做得過分的方面。我的意思是，受中國某些機構驅使，統戰部、宣傳部、甚至可能還有教育部，他們希望做更多來講述中國故事，獎勵那些支持中國在某些問題上的立場的人，或者給予懲罰。這是最糟糕的部分。……這個問題有多大？ 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我們的反應有點過激。 我擔心我們的過激反應可能讓華裔籠罩在懷疑的陰雲中。我們想把中國科學家， 中國學生趕出去的做法會導致另一個麥卡錫時代。不過，我確實認為喬希·羅金在誇大了這種威脅，即便沒誇大，也'注了水'。 我對美國的過激反應和對中國的影響力行動一樣擔憂。”
中國還沒有損害美國的選舉體系
謝淑麗也是胡佛研究所中國影響力報告專家小組的成員，她認為報告誇大了中國的威脅。她在報告出台後發表反對意見說，這份報告在討論合法和非法的活動時“誇大”了中國影響在美國的威脅。她認為，這些活動並沒有損害我們的民主制度。她說，如果我們誇大這種威脅，會增加“紅色恐慌”的風險，使華裔群體受到懷疑，損害我們自由和開放社會的現狀。
她說：“我們不必誇大中國這些新政策的威脅。中國並沒有試圖干涉美國大選，也沒有像俄羅斯那樣試圖在民主話語中製造混亂或激化兩極分化。雖然中美兩國間存在緊張關係，但在友誼、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鑒方面，中美之間也存在著深厚的歷史紐帶，這些都是我們樂見並希望培育的。對於與其他美國公民和族群一樣充滿自豪感的美籍華裔來說，免於可能導致相貌歧視或新麥卡錫主義的普遍質疑或侮辱很有必要。”
不過，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初的對華政策演講，指責中國“影響並干預”美國選舉。彭斯在演講中舉例說，《中國日報》10月初在愛荷華州當地報紙做廣告，將美國的貿易政策描述成魯莽且有害的，而這個州是美國2018年和2020年選舉的關鍵州。
胡佛研究所的報告也承認，與俄羅斯相比，中國還沒有到那個地步，中國還沒有像俄羅斯那樣，試圖影響美國全國性選舉，但是報告指出，在極少數情況下，中國也尋找美國公民或公司，利用美國法規的漏洞來介入美國國內選舉。
報告說，在美國聯邦和各州政治活動中，中國在尋求和培養處於上升期的政治家。與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中國聘請知名的遊說和公關公司，並與有影響力的民間社會團體合作。這些活動配合了中國對國會議員及工作人員訪華的長期支持。
不過，布魯金斯學會的杜如松和威廉姆斯認為，雖然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試圖通過洩漏隱私信息或是試圖進入美國的選舉體係來操控選舉，但是，隨著美中關係的惡化，很難保證北京不會這麼做。
他們在“中國在干預美國政治嗎？”一文中寫道：“……的確，與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相比，中國在美國的所作所為看起來還不成熟也不那麼明目張膽，但是，中國在其他地方全力推進影響力的事實， 還有如果美中關係惡化，北京可能有一天照抄俄羅斯更激進的做法。這些都顯示，華盛頓必須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
葛萊儀（Bonnie Glaser）是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力量項目的主任。她說，到目前為止，中國在美國的滲透行動看似比較“軟”，但是，看看中國在其他國家的做法，美國不得不警惕。
她說：“如果我們看看世界其他地方。這很重要，我們不要只看在美國發生的事。我們看到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兩個國家都已經有政界人士受到中國捐款的影響。我們必須小心謹慎，確保這樣的事情在美國不會發生。”
在澳大利亞，與中國共產黨有關係的中國商人為影響國內及外交政策，向該國兩大主要政黨捐贈了數百萬美元的獻金。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反對黨工黨成員鄧森(Sam Dastyari)，在面對有關他用宣傳北京的立場來換取財政支持的指控後，宣布辭去參議院的席位。澳大利亞隨後通過了禁止外國政治捐款法案。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早就有了類似的法律。
裴敏欣是胡佛研究所中國影響力報告專家小組的另一名成員， 他最近在一篇“誰害怕中國影響力？”一文中寫道，由於因為自由民主價值的存在，西方機構有著無與倫比的韌性。不管建立了多少文化交流和語言機構，他們不會很容易被一個威權政權所顛覆。他說， 其實就中國在國外建立影響力的努力來說，更令人吃驚的不是他們的成功，而是他們這麼容易被暴露。把這個當成全球民主社會的真正威脅，不僅會暴露了西方的不安全，更給了中國他們不應該得到的讚許。
他認為，最有效的方式是加強透明度。他寫道，透明是保護西方民主進程不受中國影響力行動最有效的機制之一。比如，要求政治人物、政治團體、民間和學術機構公開捐助的來源和條件，要求公佈媒體的股份，就可以讓中國政府很難通過看上去很私人的捐助來產生影響。制定與中國打交道的行為準則將有助於確保民主價值觀在任何交易和合作行動中得到維護。
中國統戰行動最可怕
澳大利亞前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曾將中國在西方國家的滲透行為的特點總結為“隱蔽、強製或腐敗”，以區別國家間正常的公共政策行動。
但是美國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彼得·馬蒂斯（ Peter Mattis）說，對中國統戰部來說，他們的行動可不是“隱蔽的”，因為對外干預是共產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是受共產黨的黨綱和共產黨的正常行動支配的。他在一次演講中說，“共產黨一直在做的就是破壞民主和對其他國家進行干預， 這是共產黨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馬蒂斯還援引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的話說，統戰就是動員“共產黨的朋友打擊黨的敵人”
馬蒂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解釋了統戰部行動的可怕。他說：“
統戰行動不是有關宣傳的問題，而是控制平台的問題。先是媒介，然後才是信息。”
他用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的例子進一步解釋說，他們（中國）在中文學校教授扭曲的中國共產黨黨史，沒有人會檢查或是挑戰他們的說法。他們知道在世界舞台上很難讓自己的觀點不受挑戰，所以他們先控制媒介，這樣市場上的觀點就會傾向他們的觀點。
根據胡佛研究所的報告，美籍華人社區是中國統戰工作一貫的重心。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在派遣人員到美國向發表反華言論者或者支持台獨人員施壓，還向他們在中國境內的親戚施加壓力。北京把美籍華裔看作是全世界僑民的成員，認為他們不僅會保持對中國利益的認同，還會保留所謂祖國的文化，甚至是政治的忠誠。這些活動不僅會干擾美國境內的言論自由，而且還有可能引起當地對美籍華裔的懷疑。
另外，馬蒂斯認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安全的寬泛定義，也意味著共產黨會努力積極向外拓展，只要有可能，就會努力消除對共產黨產生影響的西方民主思想。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 “中共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是無限的（寬泛的），是免於一切威脅，免於共產黨的統治遭到威脅。你想，這是什麼意思？這不僅僅是物質威脅，不是有關某個人引爆了炸彈，不僅僅說美國的軍隊，是關於思想的。你再看看習近平以及共產黨長期以來認定的對共產黨的威脅，你會發現法治、自由的媒體、公民社會等等，等等。只要這些思想被實踐，共產黨就會去影響這些實踐，走出去，特別是那些在海外的中國人……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定義國家安全的時候都是在強調管控威脅的能力，在危機發生時能夠有能力恢復。如果把國家安全定義為免於威脅，只要有威脅的可能，他們就會去尋找，去阻止它對共產黨產生影響。”
根據2015年中國國家安全法的第二條，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2013年，中共還印發了一份《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簡稱9號文件，在這份文件中，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自由主義、西方新聞觀、歷史虛無主義、以及質疑改革開放被認為是七大危險思想，要警惕和根除。
中國的滲透不限思想和話語權領域
不過，根據胡佛研究所的報告， 中國的滲透行動不僅限於搶占話語權。在商業領域，中國經常利用其公司在國外推進戰略目標，獲得政治影響力，並獲得關鍵的基礎建設和技術。中國允許外國公司繼續進入其國內市場，前提是要它們在台灣和西藏問題上遵守北京的立場。
在技術領域，中國正在進行多方面的努力，以盜用它認為對其經濟和軍事成功至關重要的技術。除了強制眾多合資企業轉讓所需的技術之外，中國還通過對美國高科技公司的投資以及利用美國大學實驗室的開放性，獲得許多有價值的新技術。這遠遠超出了尋求更深層次、更具滲透力的影響力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