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州大學(USC)的美中研究所9月17號主辦了名為“香港：現在和未來”( Hong Kong: What Now? What Next?) 的跨洋專家討論會。在美國和香港的專家聚焦香港局勢，用統計數據分析香港本次反“送中”抗議活動中，抗議者的社會構成和動機，以及抗議活動走向暴力化的深層原因。
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嶺南大學等機構的民調專家、媒體專家和政治與社會活動專家，分別從各自領域的調查數據著手，對香港本次的反“送中”浪潮進行了剖析。
鐘庭耀：抗議者喪失制度信念
獨立智庫“香港民意研究所”所長、“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前總監鐘庭耀博士指出，“送中條例”出台之後，無論是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支持率，還是對香港特區政府或者北京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都大幅下挫。
比方說，受訪者今年7月12號對港府和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都是1997年7月12號以來的最低點。其中，對港府的信任度22年前的7月12號超過40%，今年7月12號為-34%；對北京政府的信任度22年前的7月12號為0%以上，今年7月12號為-40%。
對於“送中條例”，在“強烈反對”、“比較反對”、“一半反對”、“比較支持”、“強烈支持”和“不清楚”六個選項中，所有1,002名受訪者中， 69%表示反對，其中56%“強烈反對”。按年齡段劃分，14到29歲年輕人91%都反對該條例，其中“強烈反對”的比例為78%。文化程度而言，受高等教育者表示反對的佔83%，其中“強烈反對”的71%。
鐘庭耀說，他認為，缺乏信任也是本次“反送中”運動的一大特點。他說：“即便是參加運動的年輕人，他們也不大信任彼此；他們對製度失去了信念。他們寧可自己單獨行動，也不願意受到某種中心的領導。悲觀和失望導致他們傾向於用反叛的方式對付前線警察。而其中一部分年輕人越來越憤怒，會傾向於宣洩自己的憤怒，包括考慮移民和要求通過啟動政治改革來改變整個系統。”
李立峰：“反送中”憤怒指向港府而非北京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主任李立峰博士(Francis Lee)主要研究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媒體與抗議之間的互動。
李立峰說，對於港府的“修例”舉動，受訪者中反對的比例為47.2%，支持的23.8%，無所謂的24.9%。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警察暴力或者說警察濫權事實上成為公眾全面關注的焦點。他和團隊所做的民調顯示，在抗議活動的第二週、第三周和第四周，受訪者中要求徹底調查警察暴力的比例分別是74%、80.1%和80.6%；要求特首林鄭月娥辭職的比例是52.2%、58.9%和64.6%。
李立峰認為，因為形勢的發展，也因為抗議的持續升級，情況多次證明，警方的確存在過度使用暴力的現象，而他們沒有遵守他們應該遵守的法律和規定。所以，當抗議活動還在繼續的時候，警察倒成為了人們抗議的主要目標之一。
李立峰說，關於抗議者訴諸暴力的現象，他領導的團隊擬出的問題是：“你是否同意'當政府不回應大規模和平抗議時，抗議者採取激烈手段可以理解'的說法？”受訪者中表示同意的佔55.7%；不同意的26.9%；無所謂的15.2%。
對於香港抗議出現暴力衝突究竟誰應該負責，50.5%的受訪者認為責任在港府；17.8%認為是北京中央政府；18.5%認為警察應該負責；11.6%認為是境外勢力。
就是說，對警方執法的不滿導致後來提出獨立調查警方暴力的訴求。此外，大眾總體對北京司法系統是不信任的，所以才會如此反對“送中”。特別有意思的是，民調顯示，香港人不滿的對象主要並不是北京政府而是香港政府：他們對香港政府反應民意速度之慢不滿意。
李立峰說：“香港、大陸兩個制度，相當於有一道防火牆圍住香港，使得它能夠享受到大陸民眾享受不到的一些權利。現在，眼看香港的防火牆要被拆除甚至在倒塌，牆內的人肯定不會把憤怒投射到牆外的北京政府身上，而是投向牆內那些正在拆牆的人。”
李立峰認為，抗議活動沒有停止，是因為抗議者讓活動變為有兩個目標的運動，即短期目標--徹查警察暴力；長期目標--解決導致政府對公眾意見不反饋的基本結構問題。
袁瑋熙：抗議動因是政治而非經濟
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研究香港社會運動的學者袁瑋熙博士(Samson Yuen)說，他的團隊6月9號以來做了總共22次抗議現場民調，具體方式是手機上網掃二維碼回答問題、手機上網回答問題和麵對面紙張回答提問。他們採集的樣本超過一萬人，回應率超過85%，超過60-70%的國際平均水平。
袁瑋熙表示，香港缺少民主的現實導致人們更加願意在抗議現場與研究人員和記者們談話。他組織的現場民調顯示，抗議者男性（54%）略多於女性（46%）；超過70%的抗議者在40歲以下；超過50%在30以下；他們的教育程度較高，超過75%自稱受過高等教育或者正在接受高等教育，24%為中等教育程度； 社會階層則是中產51%，草根41%，階層不詳者7%。
對於走上街頭進行抗議的動機，袁瑋熙說：“要求主要領導人，比方說林鄭月娥辭職並不是最重要的訴求，說明抗議者並不是尋求快速改變體制。他們開始時要求政府撤回送中提案，後來抗議警察使用暴力，並且要求通過獨立委員會調查警察暴力問題，以及重啟政治上的改革。他們指向制度，而不是要求某些領導人來承擔責任和下台。”
袁瑋熙指出，抗議者要從根本上改變制度。從他們後來提出的五個訴求看，隨著時間的推移，每個訴求的份量也在變化。開始的重點是撤回提案；警察暴力的重要性一開始比不上要求撤回提案，但是後來取代了提案的重要性；重要性逐漸上升的是呼籲實行普選。這個呼籲在七月初位置還非常低，但是後來成為與警察暴力同等重要的問題。所以，抗議者也在學習，他們的重點不斷調整，從關注提案本身到要求對政治制度進行根本上的改革。
此外，袁瑋熙的調查還顯示，在互聯網上分享抗議資料、在互聯網上支持抗議、簽署網上請願信的人數，從8月第二個星期到8月第五個星期都呈直線上升狀態。
總之，本次“反送中”抗議活動對香港人的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首先，它加劇香港社會的對立。無論是職場還是家庭，抗議事件都容易導致立場對立而產生火爆局面。其次，香港人的媒體消費習慣也發生了改變，就是更多地轉向從社交媒體獲得信息。最後，媒體也有誇張的成分：事實上抗議活動對香港人生活的影響在周末時大一些，平時基本上市民按部就班。
而抗議的動機，經濟不是主要原因，更多是社會、政治因素。歷史上看，香港過去的任何社會運動都是由政治因素引發而不是由經濟原因導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