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六四發生時，余杰是16歲的中學生，雖然他並沒有親身參與六四，但是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個人的生命完全跟六四融合在一起，包括他後來被迫離開中國，成為一個流亡作家。
“我對六四到現在，已經四分之一個世紀，25年，仍然不能把所有真相呈現出來，天安門母親不能得到撫慰，不能得到賠償，我感到非常失望，正因為六四，我才跟今天中共的暴政緊緊聯繫在一起，我相信六四問題的解決會是中國未來民主化的開端。”
關於近來維權律師浦志強等人被中國政府逮捕拘留，余杰認為，這顯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完全沒有起碼的自信。
“像浦志強先生，像徐有漁先生這樣，其實非常溫和理性的知識分子，這種紀念六四的小規模活動，而且在自己的家庭，私人場合，前幾年都有過這樣的活動，並不沒有受到這樣嚴酷的對待，而今年有多人被捕。像高瑜女士，前一年她也在海外媒體上發表很多文章，偏偏在這個時候出事，這也顯示習近平暴露他的獨裁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真面目。希望大家不要再對他抱有幻想，也說明現在他雖然說要三個自信，但是他完全沒有起碼的自信，只能通過殘酷的鎮壓，來維持他最後一點信心。”
關於未來中國民主運動發展，余杰表示，雖然近來從零八憲章，到新公民運動，都被殘酷鎮壓，但是他認為在網絡時代，信息越來越自由地傳播，中國公民的意識不斷覺醒，即使中共每年花費七千億維穩經費，他相信這樣的趨勢仍然是中共所無法阻擋的，因此他對中國未來五年、十年的變革，持很樂觀期待的態度。
不過，余杰對中共自己動手開啟改革，並不抱希望。
“我特別希望整個國際社會能凝聚力量，像中共施加壓力，使劉曉波先生和他的妻子劉霞女士還有包括我們剛才談到的高瑜女士、浦志強先生、徐有漁先生等，還有許志永先生，他們這些良心犯，政治犯，都能早日獲得自由。當然除了國際輿論的壓力，當然還有中國民間的發展。我不想向中共當局傳達任何信息，我對他們不抱任何希望，所以我覺得是民間社會，還有國際社會的壓力才能促成中國社會的變革。”
余杰說，這次他到台灣兩個多月的時間到台灣很多大學、公民團體、教會做講演。他計劃把他對台灣的了解和思考，都寫出來，希望以旁觀者的視角，對台灣未來憲政的提升帶來幫助，也會啟示中國未來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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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六四問題的解決是中國未來民主化的開端
流亡美國的知名中國作家余杰5月26號在台灣大學以“從六四看太陽花學運”為題發表演講。他表示，從當年的六四到今天台灣的太陽花，一共25年的間隔，前者是以軍隊開槍，血腥屠殺而結束；後者是以談判等和平方式結束，就可以看到兩個地方的不同，一個是共產極權制度，一個是初步實現民主化的台灣。六四發生時，余杰是16歲的中學生，雖然他並沒有親身參與六四，但是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個人的生命完全跟六四融合在一起，包括他後來被迫離開中國，成為一個流亡作家。
“我對六四到現在，已經四分之一個世紀，25年，仍然不能把所有真相呈現出來，天安門母親不能得到撫慰，不能得到賠償，我感到非常失望，正因為六四，我才跟今天中共的暴政緊緊聯繫在一起，我相信六四問題的解決會是中國未來民主化的開端。”
關於近來維權律師浦志強等人被中國政府逮捕拘留，余杰認為，這顯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完全沒有起碼的自信。
“像浦志強先生，像徐有漁先生這樣，其實非常溫和理性的知識分子，這種紀念六四的小規模活動，而且在自己的家庭，私人場合，前幾年都有過這樣的活動，並不沒有受到這樣嚴酷的對待，而今年有多人被捕。像高瑜女士，前一年她也在海外媒體上發表很多文章，偏偏在這個時候出事，這也顯示習近平暴露他的獨裁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真面目。希望大家不要再對他抱有幻想，也說明現在他雖然說要三個自信，但是他完全沒有起碼的自信，只能通過殘酷的鎮壓，來維持他最後一點信心。”
關於未來中國民主運動發展，余杰表示，雖然近來從零八憲章，到新公民運動，都被殘酷鎮壓，但是他認為在網絡時代，信息越來越自由地傳播，中國公民的意識不斷覺醒，即使中共每年花費七千億維穩經費，他相信這樣的趨勢仍然是中共所無法阻擋的，因此他對中國未來五年、十年的變革，持很樂觀期待的態度。
不過，余杰對中共自己動手開啟改革，並不抱希望。
“我特別希望整個國際社會能凝聚力量，像中共施加壓力，使劉曉波先生和他的妻子劉霞女士還有包括我們剛才談到的高瑜女士、浦志強先生、徐有漁先生等，還有許志永先生，他們這些良心犯，政治犯，都能早日獲得自由。當然除了國際輿論的壓力，當然還有中國民間的發展。我不想向中共當局傳達任何信息，我對他們不抱任何希望，所以我覺得是民間社會，還有國際社會的壓力才能促成中國社會的變革。”
余杰說，這次他到台灣兩個多月的時間到台灣很多大學、公民團體、教會做講演。他計劃把他對台灣的了解和思考，都寫出來，希望以旁觀者的視角，對台灣未來憲政的提升帶來幫助，也會啟示中國未來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