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思想已在年輕一代生根

  • 楊明

值中共建黨90週年之際﹐一些關心中國政治改革和民主運動的政治學者表示﹐中國民間推動政治改革和民主的運動﹐儘管面臨當局強硬的打壓﹐已經在80和90後的年青人中間生根﹐就像中共當年早期發展那樣﹐在適合其生存的地方發展和壯大。

目前中國大陸慶祝中共建黨90週年﹐舉國上下掀起至少50後﹑60後出生的人才經歷過的“唱紅歌頌紅詩讀紅書看紅影走紅路學紅史”那段極左的“文革”時期。但是中國的“茉莉花”散步活動已經進入第二十個星期。

伊萬‧馬洛維奇曾創建並領導了塞爾維亞學生組織“OTPOR”(“反抗”)。該組織成功地通過自下而上的非暴力抗議﹐於2000年成功地推翻了米洛舍維奇政權的統治。伊萬‧馬洛維奇最近表示﹐中國的茉莉花種子已經撒下﹐當局想要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他認為﹐儘管中國當局能不斷地增加維穩的力量﹐最終人民還是會勝利。他建議中國的茉莉花革命要多依靠年輕人的力量﹐同儘可能多的人結成團結統一戰線﹐用非暴力的抗爭手段實現自己的目的。

美國“公民力量”發起人﹑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楊建利博士認為﹐南斯拉夫的經驗﹐對中國由民間下層開啟的政治變局﹐具有積極的啟發和借鑒作用。他認為﹐中國茉莉花革命之所以沒有成功﹐並非中國的老百姓不願意變革﹐因為變革已經在中國有基本共識。

楊建利說﹕“最重要的原因﹐22年來從六四以後﹐中國政府把左右專制政權的所有的統治技巧都學會了。共產黨唯一能做的是把它的統治不斷的技巧化﹐技術化﹐投入大量的資源﹐之所以我們沒有看到大規模的群眾抗議活動﹐把變局的第一步走出來﹐是因為中共的技術控制相當成功的。但是誰﹐哪些力量如果能從非常細節的技術上﹐能破解共產黨的控制﹐能把第一步走出來﹐誰就是成功的”。

觀察人士普遍認為﹐“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體﹐在“阿拉伯之春”的抗議活動中﹐發揮了很大﹐甚至關鍵的作用﹐將信息傳遞給民眾和外界媒體。 不過﹐楊建利認為﹐技術手段固然很重要﹐但關鍵是人心所向。他說﹐穆巴拉克統治埃及30多年﹐在埃及老百姓上街抗議之前﹐即使美國行政當局都認為埃及非常穩定。他說﹐中國在民間﹐官方﹐以及精英階層蘊藏着嚮往變革的力量﹐表面上似乎看不到﹐因為每個人都在進行理性的“動態計算”﹐但一旦有人破局﹐這些人就會打破“事不關己”的局面﹐投身到變革中去。

楊建利說﹕“我認為中國要求變革的思路在﹐共識在﹐民間的動力也在。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找出一個辦法﹐在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如何把社會各階層對政治體制不滿和抗議力量﹐形成一種統一的力量﹐我稱之為第一道防線。第一道防線一旦突破﹐中國的政權基本上守不住第二道﹑第三道防線”。

据中國官方部門統計, 中國大規模群體事件從1993的0. 87万起, 上升到 2006年超過九萬宗﹐參與人數達數百萬。面對今年2月23日北京﹑上海等地的茉莉花散步活動﹐中國當局惶恐萬分﹐大動作封鎖和打壓﹐全力扼殺在萌芽之中。

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哥倫比亞政治學博士王軍濤說﹐中國群體事件最新的統計數字是37萬宗﹐多數捲入了暴力。他說﹐中國國內現在普遍有個共識﹐包括共產黨在內﹐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溫家寶的“普世價值”﹐這兩個極端的動向都表明﹐鄧小平暴力維穩﹐促經濟發展﹐消化現有問題的模式﹐是破產的。他說﹐中國暴力維穩的費用﹐超過了中國的軍費﹐但是暴力維穩遭致了更大的反抗。他說﹐中國茉莉花散步活動揭示了兩個方面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王軍濤說﹕“第一﹐回到街頭去。人們對89後的最大反思在於﹐為了考慮良性互動﹐容忍妥協﹐漸進改革﹐把街頭運動放棄了。對於一場人民真正變革運動來說﹐必須是有街頭運動為主的政治風潮。這是最直接的。茉莉花革命又重新提出了這個東西。第二﹐一批80後﹑90後的年輕人登臺。這些年青人的主體意識很強”。

王軍濤說﹐像茉莉花散步活動這樣的政治運動﹐與其說她還沒有找到自己的同盟軍﹐不如說她還沒有打造出一個綱領性的架構﹐讓所有擔心不安全﹐不穩定﹐不公正的力量﹐能看到他們自己的利益和出路﹐如果用大規模重新洗牌的方式﹐現在有利益的精英感到擔心﹐但是如果這個綱領性架構﹐既能夠把底層﹑中層和上層的不滿和追求變革的希望都結合在一起﹐同時又不會給他們的利益造成實質的損害﹐他們就會接受變革。

王軍濤說﹕“在我看來﹐一個憲政民主的架構﹐其實就是給各種力量創造一個比較安全的﹐和平地解決他們之間分歧的一個方式”。

王軍濤表示﹐中國的政治民主運動要和世界各國的運動對話﹐借鑒別國的經驗﹐從中獲得啟發﹐開闊自己的眼界。他說﹐中共建黨早期時的歷史表明﹐中共“哪裡能發展﹐就在哪裡發展﹐哪裡能鑽﹐就到哪鑽”。他說﹐中國未來變革的力量和機會﹐就像中共1927年的轉型一樣﹐可能來自中國底層的老百姓。針對中國目前的情況﹐在適合發展的地方發展。而參與茉莉花散步活動的80後﹑90後﹐就像中共早年接受
蘇聯和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用他們的行動﹐登上政治舞台﹐給中國的民主運動帶來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