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本週一突然宣判澳洲公民楊恆均博士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引起了澳洲全社會範圍內的強烈關注。在澳中關係回暖的當下，中國政府此舉讓許多人困惑不已，並且在澳洲人中引起巨大憤慨。
在澳洲政府對此判決表示「震驚」後，澳洲外長黃英賢表示會用最強烈的措辭來表達我們的反應，並於當日召見中國駐澳大使。週二，澳洲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表示，中國判處楊恆均博士死緩令人「憤慨」。澳洲反對黨領袖也對此事作出了強烈回應。
觀察家指出，中國政府在內外交困的當下，做出這項舉動讓許多人感到費解。而且最關鍵的是，並不穩定的澳中關係將會因此而走向何方？
澳洲國立大學國際法教授唐納德‧羅斯維爾(Donald R.Rothwell)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毫無疑問該事件將對澳中關係會產生影響。
「澳中關係近幾年經歷了起伏，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在經貿、外交方面兩國都出現了分歧。主要是澳洲政府主張查證新冠病毒疫情起源引起的。之後兩名澳洲公民被中國政府扣留，成蕾和楊恆均，」他說。
羅斯維爾教授指出，2022年澳洲工黨上台執政後，澳中關係開始出現明顯的改善，有兩個重要事件標示著這種改善的進程。一是2023年10月中國政府釋出了澳籍記者成蕾。另一個是澳洲總理2023年底訪華。加上在其他領域的合作，所有這些都是兩國雙邊關係朝著正面方向發展的訊號。
「昨天我們聽到中國法院判處楊恆均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鑑於接下來有關楊博士的法律訴訟持續存在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亞是世界上反對死刑政策最強烈的國家之一，所以，我認為這些因素至少在中短期內會對雙邊關係產生很不利的影響，直到楊恆均博士的問題得到某種解決，」羅斯維爾教授告訴美國之音。
羅斯維爾教授從法律角度分析道，一方面有人會認為澳中法律體係有差異，相互不應該在法律判決上進行影響，進而影響雙邊關係。另一方面，經過五年的關押，人們都知道中國政府是沒有明顯的證據對楊恆均指控的。
「根據中國法律，他被指控犯下某種形式的與間諜活動或處理國家機密有關的罪行。事實上，這與他之前在中國外交部和中國情報部門的服務有關，所以是都是些邏輯推理得出的罪名，缺乏實證，」他說。
羅斯維爾教授表示，對於任何國家、任何人，尤其是曾經為間諜部門工作過的人來說，任何有關間諜或處理國家機密的指控都會被視為極其嚴重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楊博士被定罪後被判處非常嚴厲的刑罰也就不足為奇了。
雪梨科技大學的馮崇義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工黨現在的立場就是在走鋼絲，想在楊恆均人權議題與穩定澳中經貿關係之間找一個平衡點。這兩者之間是有衝突的，在發生衝突時哪一個議題應該優先？”
馮崇義教授認為，一個民主自由國家的立國之本是應以民主自由價值優先。即把澳洲公民的生命、尊嚴、人權置於首位，而不能把短期的商業利益置於優先地位。「現在可以看出來工黨在搖擺，盡力讓澳中經貿關係不受此判決影響，這是令人憂慮的，」他說。
在談到楊博士的身體狀況，是否有可能透過外交途徑使楊博士獲得保外就醫時，馮教授說：「如果中共想達到它地緣政治、經貿方面的目的，從人道主義考量，準許楊恆均保外就醫，這會是一個很好的台階。但是中共這個專制政權是隨心所欲的，他們不按照常規出牌，他們是一個流氓政權。”
馮崇義教授認為澳洲政府應該朝著楊恆均身患重疾營救他出獄方面而努力。他表示，澳洲政府要擺正位置，在中國政府做出善意動作，釋放允許楊恆均保外就醫這個聲音之前，不能承諾維持正常的經貿關係，要有立場、有態度。
「如果中國政府連澳洲無辜公民的生命安全都無法予以保障，中共政權繼續肆意妄為，這就是一個信號，即所有的澳洲公民在中國都不安全，有可能隨時會被抓起來，被中共拿出來做人質交易，這是不能接受的，」他說。
馮崇義教授與羅斯維爾教授都認為楊恆均博士的罪名是邏輯性的。因為他在網路上發布一些文章，批評中國政府，呼籲人權民主，用間諜罪把他三十年前在中國國家安全部工作時在香港的一些活動，翻出來給他定罪，判處他死刑，這本身是很荒謬的。他們指出，此事不管從人權、道德、法律上講，中國政府要釋放楊恆都沒有任何障礙。馮崇義教授說“2019年抓捕楊恆均的罪名就是間諜罪，而國安部本身就是間諜機構，編故事、羅織罪名是他們的優勢。所以，中國國安部門給楊恆均編織一個罪名並不是難事。”
馮崇義教授認為當下中共政權，特別是習近平極權復闢之後，章法全亂，用正常的邏輯去分析他們的所作所為，會很困難。
「經貿方面中共政權想和西方國家搞好關係，要不然中國的經濟會徹底崩盤。同時在中國國內到處抓特務，抓間諜，把一些商業行為當成間諜活動，定成犯罪。所以，這種政策是完全相衝突的，但是中共就是這樣做的。外交部、商務部到國外招商引資、交朋友，公安部、國安部在中國不停地抓人，人心惶惶，這是章法全亂的操作。在該政權統治的土地上，人人都可能成為人質，是很恐怖的，」他說。
馮崇義教授是楊恆均的導師和朋友。他表示，援救楊恆均的擔子是壓在澳洲政府身上的，國際社會、新聞媒體要持續向中國政府施壓，因為他們對楊恆均的判決是違反國際規範、國際道德和國際法的。但是具體操作還是需要澳洲政府跟中國政府交涉。
「澳洲政府必須把楊恆均的釋放置於澳中關係的頭等大事，放在首位。此事不妥善處理，澳中關係正常化等其它事務都免談。必須有一個很清晰的立場，中國政府欺負澳大利亞到這個程度，虐待澳大利亞無辜公民到如此境地，其它事務都不應該與他們繼續再談。這是我認為澳大利亞政府現在應該做的事情，這也許會救楊恆均博士一命。”
時評人馬聚針對楊恆均博士的判決分析：「澳洲與中國的關係不是一個獨立的關係，其實是中國與五眼聯盟的關係，也是包括歐洲民主國家之間的關係。所以，這些國家會對該事件有一個整體的反應，未來中國和這些國家關係的走向肯定不是往好的方向。」他認為澳中關係從來沒有“向好”，更好的描述應該是在某種意義上控制了澳中關係的危機，用拜登總統的話來講是雙方之間該合作的合作，該競爭的競爭，澳洲也是如此。
馬聚認為澳洲工黨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有可取之處的。澳洲外長黃英賢促成了澳籍記者成蕾被中國政府釋放返回澳洲。楊恆均案與成蕾案相比較，性質有很大區別，而這種區別完全是出於中共的思維，而不是事實上有多大區別。馬聚說：「澳中關係未來的走勢緩和與向暖，都取決於風險控制的手段，而不是本質的改變。工黨的外交政策從外交、澳洲本國經濟利益考量，許多方面是有可取之處的。儘管我們不贊成他們所有方面的政策，但是整體的佈局是穩定的，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方式有可取之處。”
馬聚認為中國對楊恆均的判決是留有空隙的，儘管死緩是可怕的罪名，但是必須看到另外一點，沒有判死刑。
「中共曆來喜歡做人質外交，隨著中共統治的流氓化，向北朝鮮、流氓國家學習，這種動力和衝動不斷在增強。所以，中共政權會用楊恆均去要挾或者換取，一定是他們的手段。但是最終中共能否達到目的，取決於澳洲政府、西方國家整體上對華的態度，以及千變萬化國際情勢下的取捨來決定，」他說。
馬聚強調，楊恆均被營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鑑於中共現在這種態度，中共忌憚楊恆均的不僅是作為曾經的自己人能怎麼樣，更大的忌憚是楊恆均建立了廣泛的社群聯繫，他在倡導中國民主、自由的社會圈子中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共產黨對他的忌憚不僅僅是因為他過去從事過間諜工作，或者說為黨的隱秘戰線做過貢獻，而現在加入到外國國籍的擔憂。實際上更多的是楊恆均觸碰到了中共政權的內政安全、黨的領導安全的問題。
記者嘗試多次聯繫楊恆均博士家人，由於過度悲傷、對楊恆均博士的思念，他的家人謝絕了記者的採訪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