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20年裡,中國在可見的、不遠的將來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說法一度甚囂塵上,甚至成為一種流通廣泛的共識。然而,在過去的兩年裡,尤其是在過去的兩個月裡,世界媒體又呈現出各方的另一種共識,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經濟不增長或慢增長的中國對全球經濟和國際秩序構成拖累乃至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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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清零政策後果嚴重
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中國經濟增長勢不可擋,即將超過美國甚至實際上已經超過美國,這種說法在大約2019年達到頂峰。然而,進入2020年,形勢陡然發生突變。
許多批評者和觀察家說,2020年年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國官方媒體最初長時間使用的名稱是“武漢肺炎“疫情)借助中國共產黨採取的強有力的輿論封鎖和虛假信息宣傳在中國大爆發,隨後擴散到全世界,導致全球百年未遇之大瘟疫,大變局。
疫情發生之後,在中共領袖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之下,中國採取了舉世無雙的所謂的疫情清零政策以彰顯中國製度的優越和中共/習近平領導的英明。被廣泛認為是嚴酷的清零政策包括動輒封戶,封區,封城,封省,封路,封港口,禁止人們出行上班,甚至禁止人們出行求醫保命,或購買食品活命。
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大都認為,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的確帶來了舉世無雙的諸多巨大後果,其中最顯著和最重要的後果之一是給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和超嚴重的打擊並產生全球性影響,破壞甚至毀壞了成千上萬中國人和中國公司的生計,使中國經濟趕上美國成為遙不可及的中國夢和白日夢。
疫情清零政策強制推行了三年,導致中國人苦不堪言。習近平本人在2022年年底也對到北京訪問的外國領導人承認,中國許多城市冒險上街抗議的年輕人是對疫情清零政策不滿。也是在2022年年底,中國的疫情清零政策無預警地全面放棄、放開,導致數億人短時間內集中感染,醫院和殯葬系統不勝負荷。中共當局再度採取封鎖消息、不發布死亡數據等措施控制疫情,並宣布自己取得了舉世無雙的防疫抗疫成功。
從2022年12月開始,清零政策放開,中國對國際國內的旅行限制放開,中國經濟重新開放,一度呈現出快速恢復和發展的苗頭。觀察家們注意到,中共當局不是檢討自己前三年瞎指揮推行嚴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給中國造成的禍害並向中國人民謝罪,而是再度自我吹捧自己審時度勢,決策英明,領導有方,成效顯著。與此同時,早先為中國的疫情清零政策感到絕望的外國投資者也再度看好中國。
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成主流
然而,好景不長。中國經濟從中共清零政策的嚴厲和有效打擊下強勁恢復和反彈的勢頭只是曇花一現。今年年初國際間對中國經濟全面復原並恢復強勁增長的樂觀情緒近兩個月來已煙消雲散,悲觀看法成為主流意見和見解。
在這方面,法國主要報紙《世界報》6月12日一篇報導的導語可謂當今世界媒體的一種廣泛共識。該導語說:“在今年年初的有力開始之後,在國際經濟形勢和消費者信心缺乏的影響下,中國工商經濟活動似乎放慢下來。” 這個新聞導語所引出的新聞標題則是:“在疫情清零終結六個月之後,中國經濟再受挫折”。
專門報導經濟和工商新聞的法國《資本》月刊雜誌則更直言不諱。該雜誌6月7日發表文章,標題是,《增長:中國經濟令人失望,對美國對歐洲,‘最壞的事情’還沒有到來》。
《世界報》和《資本》雜誌這兩家法國媒體都開宗明義地點出了當今中國經濟恢復強勁增長以解決失業等嚴重社會問題(中國年輕人失業率20%以上)所難過的坎,這就是,強調對敵鬥爭、強調所謂的國家安全實際上使中國當局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變壞,影響了經貿關係。
此外,三年嚴酷疫情清零政策導致中國消費者對自己錢包和對自己的經濟前景和“錢途”充滿不安全感。他們紛紛選擇減少消費、保存現金以防備當局再推出一種什麼斷絕大眾生計的政策。這兩種因素導致或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外需和內需不足,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導致依賴對中國出口的歐美企業,其中也包括日本和韓國企業前景不妙。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在中國崛起不可阻擋的大輿論環境中,當今中國經濟前景不妙之類的消息也時常出現。但跟過去二十年不同的是,在過去的一年里或半年裡,中國經濟前景不妙的消息逐漸形成了輿論大環境,這一點從國際媒體近日來有關中國經濟新聞的報導標題也可以看出個大概,如,
——外國投資者逃離,中國技術業界群體處境艱難(《金融時報》,6月11日)
——與總部斷絕聯繫,全球投資基金經理們困坐中國黑箱中(《華爾街日報》,6月10)
——在市場悲觀喪氣中,中國共同投資基金銷售乾枯(路透社,6月9日)
——外國投資者近來持續大舉拋售中國資產,把錢放在中國將變得更有風險(雅虎財經,6月9日)
——在中國做生意對外國人來說正在變得不可能了嗎? (《經濟學人》,6月11日)
區分敵友的經貿政策好不好
在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經濟形勢吃緊、中國迫切需要外來投資之際,中共當局卻採取種種措施,使到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人很容易墜入中國當局在今年4月推出的新的反間諜法的法網。 《經濟學人》雜誌的文章所說的外國人在中國做生意有可能正在變得不可能就是指這種情況。
文章說,在當今中國,很多在其他國家是無害、合法、客戶所需要的經濟信息的蒐集,在中國都有可能觸犯反間諜法,這使很多外國公司僱員在中國工作變成一種具有不可預測的高風險的工作,使外國公司忌諱派人到中國工作,實在需要派遣,也需要事先跟律師作一番培訓,要準備好被突然逮捕時要說什麼,如何求救。這種局面使正常的經濟活動難以為繼。
在這種大形勢之下,美國文化和新聞雜誌《大西洋》月刊雜誌網站6月8日發表一篇署名文章,其大標題是,《中國和西方正在漸行漸遠。中國經濟能繼續崛起嗎? 》,副標題是:“當今世界兩大強國已經把彼此間的經濟聯繫視為風險,但解除關係將有代價。”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該雜誌駐北京的通訊員邁克爾·舒曼。舒曼的文章主旨是說離開西方的技術和資金,中國經濟很難繼續崛起,但文章最後兩段提出了在很多讀者看來是非常有趣的觀點:
“(中共領袖)習近平將安全和權力置於經濟效率之上,這正在導致他疏遠那些貿易夥伴,而那些夥伴本可以給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最重要的東西,如資金和技術,而中國跟俄羅斯之類的國家加強關係不可能取代(中國因為支持進行侵略的俄羅斯所蒙受的)損失。中國國勢在這種條件下能否繼續上升還要等著瞧。但習近平的選擇可能是阻礙而不是促成中國加入全世界最富裕國家行列的努力。
“中國眼下的發展勢頭使它變得不再是美國經濟那麼有力的競爭者了。但美國公司也可能會損失諸多可以賺取利潤的機會。中國和西方分道揚鑣的種種代價很有可能對全世界都是巨大的,因為各方都為基於劃分敵友來決定經濟政策而付出代價。”
西方對中國的看法不再天真
許多讀者認為舒曼這篇文章的結論明顯是暗示,基於劃分敵友來決定經濟政策是不明智的,中國採取這種不明智的做法,但西方則不應當或避免採取,不應當把中國視為敵手。
然而,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的種種做法,尤其是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直接威脅歐洲和世界和平以來的做法,使西方國家、尤其是使原先竭力要跟中國維持良好乃至友好關係的歐洲國家也對中國產生了強烈的警惕和疑慮。
6月8日,在國際間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標題是,《西方對中國的天真看法壽終正寢》;副標題是,“有關中國的新的辯論使樂觀主義者和宿命論者對立”。文章說:
“在西方民主國家當中,眼下是令人不安地清醒看中國的時刻。在它們得出慘淡的共識之前,它們多年來對習近平政權的性質持有天真和一廂情願的自欺欺人的看法。最近的斯德哥爾摩中國論壇研討會展示了一種發生了變化的心境。這是一種共同的、持久的悲觀情緒。本雜誌‘茶館’專欄記者自2008年以來斷續參加了美國和歐洲國家政府官員、學者和工商界人士的這種聚會(中國外交官和學者也參加某些會議)。
“烏克蘭的戰爭籠罩在最近的研討會上。這次研討會的東道主是瑞典外交部和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與會者沒有人喜歡談論中國是一個理想的和平斡旋者,就像一些歐洲國家的領導人在戰爭初期的幾個月所暗示的那樣。與會者所談論的是中國特使遊走於歐洲國家的首都,提出烏克蘭放下武器祈求和平,與此同時又把普京說成是一個進行自衛的統治者。
“在會上有一個發言者稱,中國跟俄羅斯的‘勾結’對西方國家來說是一次‘電擊’。中國預計會在結束戰爭和戰爭之後的重建中發揮某種作用,因為至少烏克蘭政府希望習近平參與其事。但參加斯德哥爾摩研討會的與會者都極其不願意接受讓中國協助制定歐洲未來安全框架的想法。對中國的這種不信任來自他們聽到中國官員將烏克蘭戰爭歸咎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種防務聯盟;中國官員還推銷一種世界秩序,世界各國在其中要通過變幻不定的、沒有價值觀的利益計算來尋求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