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19年年底和2020年年初在中國武漢爆發。中共當局起初對疫情的信息封鎖被普遍認為是導致疫情迅速擴散全中國和全世界的最重要因素。如今，疫情在武漢最初爆發兩年半多過去，疫情使中國和全世界面貌大變，令世界各國處於難以捉摸的、窮於應對的不確定當種。在這種情況下，回顧並細細品味疫情在武漢最初爆發的過程還有多少意義？中國著名作家慕容雪村認為，意義很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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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慕容雪村(1): 談新冠疫情給中國人的教訓
慕容雪村最近在澳大利亞出版了他基於冒險在武漢實地採訪寫成的新書《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的英文版。它的英文版標題是Deadly Quiet City。這本書講述了2020年上半年武漢封城前後的一批人所經歷的當局先封鎖消息再封城，以及這些人的心路歷程。
慕容雪村本名郝群，上大學學的是法律。 2002年，他以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在中國文壇上竄起。他隨後又發表了一系列受到眾多讀者喜愛的小說作品。
作為一個作家，慕容雪村的文學和時事及社會評論寫作清晰地展示出他學法律的背景和特徵，其中包括對社會的深刻關懷，對言說邏輯的注重，以及對錶面現象的背後或深層原因的鍥而不捨的思考和追尋。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他也就中國人過去70多年被中國共產黨政權嚴酷統治是否是中國人咎由自取這樣的爭議性問題提出了他的直言不諱的見解。
以下是慕容雪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一部分。慕容雪村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審視新冠疫情當初在武漢意義何在
金哲問：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經成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不得不與之共存的現實，而中國的所謂疫情清零政策引起的災難也不斷成為國際新聞。在這樣的時候，你認為你的新書《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講疫情在武漢初次爆發的往事意義何在？
中國作家慕容雪村(微博圖片)
慕容雪村答：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全世界的讀者了解到真正的中國生活。那些無權無勢的平民，在這樣的殘酷的不人道的封城中都經歷了什麼。我也希望這本書能夠向全世界講述中國人活在一個什麼樣的製度之下。這樣的一個政治制度在某種意義上在我看來就像一個災難引擎，可以把災難放大很多倍，然後再加之於這些無權無勢的平民身上。
我們現在回頭想想，我覺得有些事情是必然的。比如瞞報。我們現在依然能夠記得，在2003年的薩斯（SARS，急性嚴重呼吸系統綜合徵）災難中，從當地政府一直到北京全部都選擇瞞報。而在2019年底到2020年的新冠災難中，政府選擇還是完全一樣。
我認為這種瞞報根本是由中共的這種政治制度決定的。我們也可以設想，如果未來還有同樣的災難，那麼，這些官員們，從地方政府到北京，他們的選擇還是一樣。
我還希望，這樣一本書能夠讓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國政府是如何實施它的殘酷的管制和統治的，比如他們的信息屏蔽和言論審查。我也希望這樣一本書能夠完成這樣一個任務，這就是，我進入武漢，我找到那些在集權統治之下消失的人，去幫助他們發出聲音來，也讓他們的聲音被全世界所聽到。
我要找到那些被這種殘酷統治所屏蔽、所埋葬的真相，並且讓這樣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同是描寫苦難，《禁城》與《古拉格群島》有何異同
問：呈現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發生的人造災難已經成為世界文學的一個重大題材。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你的新書跟《古拉格群島》有什麼相似？有什麼不同？
答：《古拉格群島》更多描述的是那些被迫害的政治犯。他們被抓上火車，流放到寒冷遙遠的西伯利亞，在那裡做苦工，在生死線上苦苦掙扎。而我這本書寫的更多是平民。平民二字的意思是這些人本應是自由的。你可以看到，在這種以防疫為名的殘酷統治之下，這些平民是怎樣不得不像奴隸、像囚犯一樣生活。
當然，我的書也跟《古拉格群島》有相通之處。我認為這類書可能關注的都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人的苦難。不管是《古拉格群島》也好，還是《夾邊溝記事》也好，還是我們曾經見到的那些傷痕文學，那些描述在共產極權統治之下，那些受迫害、受損害乃至慘死的人們的生活的書也好，我想這些書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這就是講述苦難的來由。
在我這本書中，我可以清楚地指出，讀者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樣的苦難並不是因為天災，而而是因為人禍；並不是因為病毒，而是因為這種不人道的統治。
中國人的苦難是自找的嗎?
問：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說，蘇共政權最初之所以能以很少的人控制住俄羅斯上億的人口，是因為絕大多數俄羅斯人選擇聽天由命、坐以待斃。現在也有人批評中共政權以防疫為名一夜之間把中國打造成一個監獄，也是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選擇坐以待斃。這種批評有多少道理？
答：你在推特上，在Facebook上，在幾乎所有的社交媒體上都能看到這樣一種論調，這就是，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換言之，這些人受到這樣的欺壓，受到這樣的管束，他們有這樣的命運，是他們活該，是他們選擇的。
這種理論我確實很難贊同。就是就算索爾仁尼琴那種認為是俄羅斯人不反抗、所以才導致了這1億多人受到這樣的奴隸似的管束這樣的理論也只是在理論上正確。但是在實際中，就難免有點顯得站著說話不腰疼。
我們看近代以來的歷史，其實好多時候這樣的狀況都發生過。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以及更多的集中營，看守的人數比起營中的那些營囚來講是絕對少數。那麼，為什麼這樣的集中營可以屹立不倒？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大多數的這種集權統治國家，比如在朝鮮勞動黨政權，它們的軍隊的人數比起他們國民也是絕對少數。那麼為什麼會有持續幾十年的這樣的統治？
事實上，我們看現代歷史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來，這就是，面對機槍和坦克，大規模的反抗很難實施，也很少發生。即使那些已經發生的，有許多也是被鎮壓下去。同時，我們也知道這種大規模的反抗是極其危險，代價極其高昂的。
我覺得，至少是我沒有理由指責那些生活在當地的人，指責他們：你為什麼不反抗？因為即使換了我在現場，我也不一定有勇氣率先站出來反抗。
如何看中國人似乎不在乎自己或他人遭遇不公
問：我想在這兒追問一個問題。你在這個書裡這樣描寫了好多的場面，比如說這個有名的公民記者張展，她就到武漢去挖掘真相，去身體力行反抗了，而且反抗好多次。但是非常悲催的是，張展的反抗沒什麼回應。大多數人選擇旁觀。還有一個受害者，我記得為了安全原因，你用了一個化名叫她楊敏，她為她死去的女兒討公道。但是大多數人最後選擇不聽她，覺得這個事兒已經過去了。對於這種現象，你有什麼評論？
答：張展在武漢期間做了很多事情，確實是帶頭在反抗。比如，她當時住在武昌的一個叫老車站的社區。那個老車站社區在封閉期間門口裝了一道小柵欄，是可以移動的，1米長1米高。張展認為這道柵欄就是奴役的象徵。所以她有一段時間每天都去把這個柵欄推倒一次。然後，她當然也受到很多的辱罵甚至是毆打，但她堅持這麼做。
在那個社區的人大多都是冷漠地看著。可能確實有很多人覺得這個人精神有問題。
我們應該如何認識這樣的社會現象？我傾向於認為可能就是時機不到。
那麼，張展這樣的人重要不重要呢？我認為非常重要。我認為正是這些反抗者，一代又一代的反抗者前仆後繼，薪火相傳，才使這樣的反抗精神不至於斷絕。
這些人可能難免會成為犧牲者，成為時代的沉默者。但是一旦時機成熟的時候，比如在蘇聯（共產黨強硬派1991年夏天發動政變）的819事件中，成千上萬的莫斯科市民就走上街頭去，他們就突然之間就有了勇氣。
在被蘇聯共產黨統治70多年之後，成千上萬的莫斯科市民第一次走上街頭，面對槍口也面對坦克，他們發出他們的呼喊，他們對那些軍人說：不要對市民開槍，回去回去抵抗你們的長官。
為什麼那個時候時機就成熟了？為什麼那個時候就可以反抗了？我想，可能我們也需要等待那樣一個時刻。而這些先行者，這些勇士們做的，我想就是薪火相傳的工作，使這種反抗的精神不至於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