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紅二代”、“官二代”一直是人們樂此不疲的話題,也是人們對中共執政不滿的要點之一。中共二十大和中國人大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的結果顯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基本上已經將與他同輩的中國紅二代排除出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和省部級領導層,這對現在和將來出現的新一代“紅二代”意味著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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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網上流傳出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參加商務活動的消息。照片顯示陝西省委書記和省長在沒有官職的習遠平兩側陪伴。這使“紅二代”又成為人們的話題。
儘管“紅二代”已經被習近平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地方上主政時的舊部,然而有關專家認為,在中共的體制下,新一代主政官員還會有下一代,他們也勢必像過去一樣,借助父母的權力為自己謀利益,還可能成為接班的新的紅二代。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院主任、中國研究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認為,是否會出現像上一次紅二代接班那樣的情況,新的紅二代進入政界,這一點並不確定。
布朗教授說:“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現在的政治家開始他們自己的關係網,他們自己的家人是不是可能進入政治領域,這個不好說。”
專家:習近平不希望出現新的“紅二代”
但是布朗教授認為,至少習近平不會希望出現新的太子黨。
布朗教授說:“他不喜歡,他肯定不喜歡。為什麼?因為他不喜歡那種不能幹,但是因為你的那個背景好,就是那種人。他覺得這個根本不是一個好理由,為什麼你能在共產黨工作。”
布朗教授指出,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紅二代就很不受歡迎。人們認為他們不是憑藉自己的能力,而是憑藉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成為一線的精英,得到不公平的好處,而習近平是個異數。
布朗教授說:“習近平比較矛盾,因為他自己也算是一個紅二代,因為他父親是習仲勳。習仲勳是一個副總理,所以這個很有意思,因為雖然他那個家庭背景也是算是紅二代,也是非常高級官員的兒子,但是(你說的很有道理)現在常委和最高級的政治局裡,他們基本上沒有紅二代。”
在中國,無論是傳統上,還是現實中,官和民的界限十分清晰。為了能成為官,民就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布朗教授認為,習近平要讓每個人都認為有可能進入共產黨,成為這個關係網的一部分。
布朗教授說:“他(習近平)好像覺得共產黨未來不可能只是為一些精英家庭服務,必須是一個全社會的活動。所以必須是每個人都覺得他們有可能進入共產黨。”
布朗教授認為,習近平希望所有的中國人認同共產黨,也希望消除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
布朗教授說:“他好像主要的目的就是說共產黨不可能淪為,中國有共產黨,也有大社會。不可能有兩個世界,必須是統一的。所以共產黨就是在中國里面,但是共產黨和大社會必須在一起,不可能有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共產黨不可能為自己服務,他就用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時代那個口號。”
布朗教授認為,儘管習近平說共產黨不是為自己服務的,但是全部中國人民認為共產黨就是為自己服務。所以希望消除黨內派系,團結一致,改變人們對共產黨的看法。
對於“紅二代”權力最重要
在現實中,相對於從政而言,更多的中共紅二代、紅三代正在經商。但是如果沒有中共獨占政治權力,他們經商的資本就會小得多。
布朗教授說:“最有權力的、最重要的當然是政治工作,因為這個是有最大的目標,就為了讓共產黨的權力沒有什麼限制,就是沒有時間的限制,在社會裡也沒有限制。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習近平的哲學就是政治權力就是最重要的,別的都不算。”
布朗教授認為,正因為如此,習近平更在乎政治權力。
布朗教授說:“習近平是比較,其實他特別喜歡政治權力(哈哈哈),他特別喜歡政治權力。但是他好像不是特別在乎經濟權力。”
布朗教授表示,這實際上是共產黨的文化,就是最喜歡權力,從來如此。
他說:“共產黨最喜歡什麼?共產黨最喜歡權力(哈哈哈)!所以這個不是最近的事情,也是從100年以前就開始了,對吧。我們也可以說毛澤東,他可能你能說很多關於毛澤東的話,我們都可以說很多,但是一個是肯定的,他特別了解權力,權力是從哪來,怎麼來用那個權力。所以現在就是習近平,我覺得,我個人的看法是,他認為共產黨有自己的文化。”
新“紅二代”必定貪腐但未必效忠習近平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布朗大學退休高級研究員徐文立指出,在一黨專政的構架之下,貪腐根本無法避免,但是新的紅二代在政治上未必會忠於習近平。
徐文立說:“普遍的規律是,貪腐的問題是來自於權力。絕對的權力一定會造成絕對的貪腐,這個規律是鐵的規律,是任何一個政黨組織都躲避不了的。新的紅二代,他們現在提拔起來,習家軍的二代也會出現。對這些二代會不會完全也跟他的父輩一樣忠實於習近平,或者是本身也不完全一定就是忠實於習近平,說老實話。”
徐文立表示,只要有人群,一定會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見,這是避免不了的。習家軍的二代未必忠於習近平。即使是習家軍本身也未必真正忠於習,說不定就有潛在的死敵。
徐文立說:“這種分化和這種趨向是必然的,沒有永遠的鐵板一塊。不要說紅二代,習家軍都不會是鐵板一塊,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見,異議的力量,甚至潛在的死敵,都是會自然發生的。”
新一代“紅二代”的新特點
新的“紅二代”或者“官二代”、“太子黨”,他們和老的“紅二代”會有什麼不同嗎?
徐文立說:“那會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在於什麼?這些人大部分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成長起來的人,或者是受那個影響比較深的這些人。就是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別人不可剝奪這種自由和替代。這就成為了,這是什麼的成果?這是改革開放的成果,解放了勞動力的成果。整個社會向一個正常社會變遷的結果。”
徐文立認為,中國社會的基礎,不管是政治基礎還是經濟基礎,都已經朝向一個正常社會位移了,朝向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位移了。目前中國社會基礎的變化同清朝末年相仿。清王朝的覆滅就是由於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基礎發生了很大變化。當時出現了'洋務運動',整個社會基礎發生變化,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了一些自由經濟萌芽,建造了鐵路,發行了鐵路股票,而且購買股票的不只是商賈,甚至平攤到老百姓身上,使鐵路關係到千家萬戶,所以才發生“保路運動”那麼大規模的民眾抗議。如果沒有“保路運動”,就不會有後來的“武昌起義”和辛亥革命,也就不可能有清王朝專制政權的覆亡。
徐文立說:“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後,歷史的老人絕對跟中國共產黨不客氣,已經把中國社會的這個基礎性的東西已經位移了。一些自由民主人權的觀念就隨著自由經濟進入中國,也就更加穩固了。因為自由民主人權的這個觀念不是當代的問題,是從清朝末年就有的。”
徐文立指出,即使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有關自由民主的書籍也並沒有完全從圖書館清除掉,人們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這種書。
徐文立說:“只要你是認真的學習的人,你是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東西,包括改革開放之後,引入了自由經濟之後,自由民主人權的觀念不是建立在人們的想像當中,而是來自於自由經濟的社會實踐當中。也就是說,自由民主的觀念,個人要做自己的主張,要決定自己命運的這樣子的一些說法。”
徐文立表示,從中國現在的一些電影、電視劇裡也可以看到,人們在講到受迫害時並不直接提共產黨,而是講基本的人性、人權和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
徐文立說:“中國已經發生根本性的位移。共產黨的倒台,專制社會的倒台在瞬間,甚至是早晚的事情,所以他們擋也擋不住。甚至他(習近平),就像他擋不住他的女兒,習近平擋不住他女兒一定要到美國來上學,一定要到哈佛這個趨勢是一樣的。我倒不是說他的女兒會有怎麼樣的進步,我只是說這種能夠深入到他們這種獨裁者家庭當中的一些健康、好的因素都是存在的。”
習近平目前連接班人都沒有選定,他是否會想到現在在任官員的下一代呢?
徐文立說:“我想現在還他還沒到那個時候。毛澤東也是到了晚年了,到了後期了,他才會那麼警覺,怕改變顏色。所謂改變顏色,不是真正的改變共產黨的顏色,要那樣去說他的話,把毛澤東說的太高尚。關鍵就是說他死了以後不要被別人否定。”
他認為,習近平的年齡可能還沒到顧及下一代的程度。同時他認為習近平並不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