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實施《反間諜法》后，近來進一步更新《保守國家秘密法》，強化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機密工作的控制。分析人士說，這將使外界對中國內部的情況變得越來越難清楚了解與掌握，造成情報上的落差，甚至中國內部一些比較冒進的動作也可能在決策更不透明的情況下衍伸成區域衝突與矛盾，國際社會必須審慎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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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修訂《保守國家秘密法》 整個國家更不透明
隨著中國擴大對於間諜活動的定義，日本媒體報導，本月有一名50多歲、從事護理行業的日籍男子在中國湖南省長沙市因違反中國《反間諜法》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男子不服判決上訴，被法院駁回，判決定讞。此前，中國當局在10月以間諜嫌疑逮捕日本安斯泰來製藥公司（Astellas Pharma）的日籍員工，也曾對美商“美思明智”（Mintz Group）及“貝恩”（Bain）公司等外商企業展開突擊調查，甚至禁止一些外企高管離開中國。
另一方面，中國國家安全部8月曾發文呼籲反間諜需要全民總動員，敦促中國公眾參與“反間諜鬥爭”，以“築牢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即使曾任職於中國環球電視網主播的成蕾也被中共當局以“洩漏國家機密”為由逮捕，受了3年牢獄之苦，不久前才獲釋。
第二次修訂
而就在中國實施“不確定紅線”在哪裡的《反間諜法》惹得人人自危之際，中國在10月底進一步發佈了《保守國家秘密法》修訂草案，目前正在徵求公眾意見中，截止時間為11月23日。該草案顯示，約有三分之二的內容可能會發生變化，並增加了10項新條款。
中國《法治日報》說，這次修訂主要著重在三大面向，一是強化中國共產黨對保守國家秘密工作的領導；二是細化保密工作對象、內容與職責；三是將十八大以來保密工作的成熟做法轉化為法律制度。
台灣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陳文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隨著全球化與科技進步，以及網絡安全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加上當前美中博弈白熱化，中共的保密工作不論是在其所面臨的挑戰還是環境上，都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中國此番修訂《保守國家秘密法》正是為了適應這些新形勢下保密工作的需求。
與《反間諜法》互為體用
陳文甲表示，跟2010年的第一次修訂相比，這次修訂是為了讓法治和黨在國家保密工作中更具協同作用，以應對當前技術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其次是要細化保密工作的管理機制，讓原本只有中央和省級政府機關、以及其他授權實體才有權界定何為國家機密的單位，現在變成只要經過中央和省級授權後，就可以將資訊定為機密。第三個目的則是為了呼應近期實施的《反間諜法》。
陳文甲說：“此時修訂《國家保守秘密法》與剛於今年4月26日修訂過的《反間諜法》，兩法可稱得上是互為呼應、互為體用，既能體現新時期的保密需要，也能落實安全防範與安全處置。”
根據台灣法務部調查局的報告，中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的立法緣起可追溯至“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當時鑒於保密工作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已經到了內外不分、無密可保的境地，因此在1978年7月9日發佈了《關於恢復和健全保密委員會的通知》，要求恢復中央保密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之後，中央保密委員會在1980年6月23日的第一次會議中決定成立《保守國家秘密法》起草小組，經過了9年的研議之後，該法於1988年9月5日由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並於1989年5月1日公佈施行。該法在2010年曾經修訂過一次。
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瑟致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歷史經驗可以看出，中共幾乎每隔10年就會對法規內容做出調整，尤其今年調整的幅度頗大，意味著對中共來講，幾乎每10年、其統治需求與整體環境就會有一些變化。
吳瑟致表示，1988年制定《保守國家秘密法》的環境是中國要趕著對外開放，所以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法治規範來吸引外資。2010年修訂的時代背景是中國剛好舉辦完奧運不久，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影響力正在攀升，所以它必須強化跟外部的連結，以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性，因此對機密資料等相關國家角色上做出調整。
基於統治穩定需求
他說，如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進入20大的統治階段，為了確保連任與執政穩定，不斷強調“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兩字在中國的整體發展上，因應著國家需求以及中共統治的需要，必須透過法治的方式做更明確的規範。
此外，在整體外部環境上，國際間的網絡關係也不再是過去單純地從經貿關係所啟動的全球化，數位與科技的發展對每個國家在追求經濟發展和安全需求的層面上都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吳瑟致說：“所以必須透過法治的鎮壓，才有辦法去確保中共在他追求統治需求上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吳瑟致表示，尤其在以美國為首而帶起的圍堵中國策略後，中共其實很擔心他在方方面面都受到國際封鎖與壓制，生怕國外掌握了中國的情報，進而影響到中國政權穩定與社會穩定，因此才會對國家機密相關法案做出大幅度的修改。
他並提醒，新規所涉及的保密對象不單只是國內，也包括外國人，草案特別明訂只要是在中國境內從事過相關國家機密事務的人士，未來即使離職，也必須在一定時間之內受到管束，不能隨意出境離開中國。他說，這將對國際社會造成很大的擔憂，因為什麼叫做機密的標準，這當中的認定主導權其實握在中國政府手上。這讓外部人士沒有法律可循，很容易陷入到中國的政治風險、投資風險、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等，影響的層面變得越來越擴大，會逼得外國企業不得不選擇離開中國。
戰爭思維
旅美時評人吳祚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對習近平而言，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壓倒一切，在這個至高前提下，外商企業要怎麼在中國做生意，是其“個人本事”的事。此外，中國還有一個自信，認為中國人口眾多，市場廣大，西方國家都想在中國得到發展。也就是說，中國即使抬高了信息安全的門檻，“你們該來做生意的還是會來，他就在賭這個，他有這個自信”。
吳祚來表示，中共修訂《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主要考量，在於中共認為中國很多領域的信息外露是因為外商企業或者外國滲入取得所致，並藉此從中判斷中共決策和探知中共的一些秘密，甚至利用這些情報信息來控制中共當局或者操縱市場，“如此一來，中共就一點秘密都沒有了。”
吳祚來說：“他這個還是一種戰爭思維，他覺得如果打仗的話，那敵對勢力就很容易就把他們給找到了，很容易就擊潰他，所以經濟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戰爭方面的考量都有。”
他認為，中共是認真為了統一台灣的目標而積極備戰，一旦發生戰爭，情報信息就變得格外重要，保密工作也變得特別重要，但中共過去的保密作法已經不敷今時使用，這也是習近平從嚴治黨、從嚴治國的反映，一切以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為依歸。
外部更難了解中國
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瑟致表示，從近期中國內部外交與國防高層人員頻繁更迭的不確定性，可以看出在目前中共對內部的嚴格管控下，其實已經造成外界對於中國情勢判斷的落差。也就是說，外界想要掌握中國目前的情況將比過去還要困難。而透過這一次《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訂，將使得外界對於中國的了解再矇上一層紗，變得更不透明，也更難以看清。
吳瑟致說：“中國可能內部會有一些比較冒進的動作，或者是這個相關的決策越來越不透明的時候，會不會衍伸出更多的衝突跟矛盾出來，這個國際社會該如何去因應，是一個必須要去關注的地方。”
這次中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訂，在總則中也明確鼓勵和支持保密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掌握核心關鍵技術，培育保密技術產業。中國官媒央視說，新規還規定涉密信息系統規劃、建設、運行、維護全流程應當符合國家保密規定和標準，明確涉密信息系統風險評估要求，避免涉密信息系統“帶病運行”；同時也規定，建立安全保密產品和保密技術裝備抽檢、複檢的制度。
吳瑟致說，可想而知，未來中國政府將會投入更多的資源在保密相關的技術研發上，中國高校的相關科系與機構也將隨之成立。但面對歐美國家在這一方面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中國能夠透過立法產生多少技術提升的實質成效，吳瑟致打上問號。
他認為，中共宣傳意義可能高於實質意義。透過這樣的動作是讓國內民眾以及進到中國投資的個人或單位能夠很清楚地知道中共對於資料安全、國家機密的重視程度，以達到類似殺雞儆猴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