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放寬防疫措施後，感染人數呈幾何式飆升，各地出現民眾瘋搶藥物和醫院擠兌的現象，暴露出政府並未為開放做好準備，這似乎跟一向強調“制度自信”的中國共產黨形像不符，也跟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標誌性話語“堅持底線思維”互相矛盾。分析人士說，缺乏方向與協調可能與領導層更替的政治週期尚未完成有關；但也有人說，疫情亂象顯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無所適從，也反映了中共面臨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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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底線思維的中國何以沒有防疫放開的預案？
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中國是最後一個放開對奧秘克戎病毒防疫措施的國家。此前，中國已經實施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理應有更多時間向其他國家學習如何與病毒共存。
與中共的宣傳不一致
但過去20多天的情況表明，中國政府沒有預案，嚴重缺乏計劃、組織、協調與溝通。很多社交媒體上的視頻可以看到各級醫院大排長龍、發熱門診被擠爆、藥店貨架上的退燒藥和快篩試劑被搶購一空、殯儀館堆滿屍體來不及火化等亂象。這些現像似乎跟中共時常宣稱的組織與計劃能力相違背。
事實上，就在上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署名發表的紀念中國憲法施行四十週年的文章中，還一再強調“制度自信”，宣揚中國的製度優於西方。但這一次，從防疫政策的轉向，到開放後的混亂，都讓民眾感到困惑與不知所措。
前南華早報總編輯王向偉。（王向偉提供）
前南華早報總編輯王向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共以其前瞻性規劃而聞名，不論從經濟、社會還是文化發展，幾乎所有事情都有計劃，五年計劃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它按部就班地實現了很多目標；特別是中國領導人的風險管理理念，始終基於黨應隨時保持危機意識，並為最壞情況做好準備，因此習近平自2012年底上台以來，不斷告誡幹部要預見各種風險和挑戰，要對各種尚不可測的“黑天鵝”，和顯而易見但易被忽視的“灰犀牛”，制定應急預案。此外，“堅持底線思維”一直是習近平的標誌性話語之一，意即做好最壞打算。
權力交接的真空期
他認為，中國這次會疫情如此嚴重，欠缺方向與協調，可能與領導層更替的政治週期未完成、以致有一個空窗期有關，因為中共二十大雖已經確定了官員的黨內職位，但他們必須等待明年三月全國人大的確認，才能開始行使他們各自的行政職務。也就是說，即將在明年3月退休的現任官員可能只想走過場，而他們的繼任者在等候上任前，卻無能為力，所以造成了混亂。
王向偉說：“現在在政府裡的這些高級官員3月份他們就退休了，那麼新上來的、就是在二十大確定要在政府裡擔任高官的人還沒有上來，所以中間有這麼一個真空期。”
王向偉表示，這可能只是其中一個原因，但仍不足以去解釋為什麼中國政府這一次沒有一個應急方案，因為依照中國政府過去一直強調面對重大事情要有預案的習慣，這次很明顯應該要有一個預案卻沒有，令人匪夷所思。
政治失敗
北京獨立評論人士吳強提出另一種看法。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將開放清零後的混亂歸咎於政治權力交接的真空期，這種情形在中國歷史上鮮少發生。他認為，一切混亂的根源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本身下達的指令不夠清晰，以致各級政府無所適從，這是根本上的一種政治失敗，因此是一種管理層失敗後的混亂。
北京獨立評論人士吳強。（吳強提供）
吳強表示，中共在過去十年一直到現在，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個人威權體制，所有的政府層面，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其實他們最後的決策依賴都是在於中國領導人個人，而這樣的個人威權，很可能就是混亂的源頭。
社會全面覺醒
他說：“出現一切混亂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個層面，其實都在一個很不清晰的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所發出的指示之下，在處於某種事實上的躺平狀態，一種體制的躺平狀態，然後呢，他們在體制的躺平、全員的躺平狀態當中，再琢磨這個指示的背後的涵義，以及在因應民眾的反應。”
他說，雖然中國的決策最終仰賴習近平一個人，但會促使清零政策轉向的動因，則是來自於整個中國全面的社會覺醒，而民眾過去一個多月的反應、抗議，則是真正導致各級政府部門相關政策變化的推手。
他說，中共龐大的官僚體系夾在最高領導人並不清晰的個人意志，和民眾巨大、甚至激進的各種各樣的需求之間，過去一直處在一種無所適從、被推著走的狀態，直到最近才似乎逐漸變的清晰起來。他們開始明白，最終必須結束三年來孤立的清零政策，迎接政策轉折期的到來。
吳強說：“他們似乎沉睡了一個多月，甚至說沉睡了三年之後，才終於意識到一切都結束了，然後才開始了一個集體的一種清醒，那這個集體清醒也就是全國層面上的社會的覺醒。”
他說，從上海封城之後，經過了八個多月，官僚體制才開始真正復甦，才開始有意識地引進歐美的有效藥物，開始讓社區從監控封鎖轉到真正的社區服務，開始發放藥品，“這些都是最近一周才發生的最新的變化”。也是到了本週，中國衛健委也才宣布將要在明年1月8日徹底結束對出入境的限制。
儘管中國宣布要取消入境隔離措施，但是鑑於突發性、大規模人群的可能感染，以及中國疫情通報的不透明等因素，一些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採取一些因應措施，比如美國要求從中國飛往美國的兩歲及以上旅客，在登機前出示48小時內新冠病毒檢測陰性證明；意大利米蘭的瑪爾彭薩機場（Milan Malpensa Airport）對於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實施PCR採檢等。
缺乏溝通
吳強說，中國現在開放了，國外反而很擔心中國人的大量傳播會導致新一波疫情的大流行，而他們都難以承受再一次如三年前的爆發，這種混亂也是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缺乏溝通的另一個證明。總之，中國從高層到民眾、從官僚體製到民眾，以及官僚體制跟高層之間的各個層面都缺乏溝通，這都是因為領導人單方面個人意志在做決定的緣故。
各種科學數據都顯示，中國在放開疫情防疫措施後，可能將面臨數百萬人死亡的重大挑戰。根據台灣大學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團隊12月28日發布的最新模型預估，到明年3月底，中國將有5.5億人感染，累積死亡人數恐達255萬人，300萬人中症住院，180萬人重症。
再次收緊的可能性
龐大的感染與死亡數字也為中國是否可能再重新收緊防疫措施埋下不可測的因子。
台灣大學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取自採訪視頻）
陳秀熙表示，國際上其實反反覆覆的例子非常多，包括韓國、新加坡都曾經放寬後又收緊，這是因為疫情是動態的，所以也要用動態的防疫措施來面對，但不論選擇哪一種措施，都必須建築在防疫文明上，也就是要讓中重症以及脆弱族群減少死亡，但同時也要兼顧“幸福解封”，包括減少經濟層面和教育層面的衝擊，也要減少人們恢復常態生活的阻礙。
他表示，從疫情的角度來看，有兩個指標是判斷開放後是否又收緊的因素。第一個指標是脆弱族群的重症與死亡是否持續在同個監測區間，比沒有發生疫情之前的流行病死亡案例多很多，比如因為開放而死亡的案例超過了流行性感冒的兩倍以上，那麼可能就要重新考量收緊防疫措施。
陳秀熙說：“一般在疫情前，這個（疫情）前人口的死亡率以及疫情前重要流行病的這樣的一個死亡率的相對比較，如果這些比較都比原來的高很多，那麼就表示今天沒有控制疫情，那麼對這樣的一個傷亡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陳秀熙表示，第二個指標就是醫療能量，如果太多的中重症超過醫療能量的負荷，那麼也會成為再次收緊的一個重要因素。
分析人士表示，即使從政治層面解讀，中國再次收緊的可能性也當然存在，就像中共在放寬防疫措施的前一夜，仍在堅持動態清零，當時外界也沒有料到它會突然就放棄這個持續了大約三年的政策。
一場賭注
吳強說，中共的體制在面臨政治失敗的時候，它會迅速選用一種新的辦法來拋棄舊的東西，畢竟意識形態和記憶是掌握在中共的宣傳部門手上，它可以迅速地假裝淡忘、不再提堅持動態清零，而迅速轉向中共在二十大上所提的要堅持開放、深度開放與高質量開放，用這種名義來挽救掩蓋意識形態的高調、經濟破產、財政衰退和民眾極大的不滿。
不過，他表示，儘管理論上和現實上中國都可能做到再次收緊，但對於一個三年來已經躺平的官僚體系，他們堅持清零而拒絕用一切清零之外的資源來進行防疫，哪怕是雙軌制並行，他們都沒有做好準備，才會有今日混亂的景況。
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要讓這整個面臨政治破產的官僚體制從放開再回到收緊，吳強認為，不管是對人民還是對各級政府與機關都是極大的侮辱。他說，儘管在中國歷史上不乏這樣子的政治折騰，但對身為一個大國的中國來說，則是一個難以承受的“再掉頭”。
他說，這樣的反復是一場豪賭，是拿舉國體制、國家和人民、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來做賭注，它的後果固然可能成功，但也不可預測，極其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