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
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1989年5月中旬的訪華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共產黨國家 的首腦自1959年以來的首次會晤，標誌著中蘇關係的解凍。大量被派到北京報道這一歷史事件的西方記者、尤其是電視記者，也因為這個偶然的機會目睹了當時正在中國展開的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
當時在電視機前觀看電視報道的不僅只是世界各地的普通老百姓，也包括國家領導人。
前美聯社駐京記者桑萬：“美國國務卿貝克自己說過，老布殊總統當時就是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報道，因為情報、中央情報局等都不如天安門廣場的攝像機可以讓你對此了解得更多。我們在講述這個故事，而且它正在發生，人們感覺到他們自己正在參與這一切。”
不過，當年在北京報道這一事件的一些美國資深記者認為，他們的報道也存在一些缺失。
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分社社長邵德廉：“電視很好而且電視記者做了很多勇敢的報道，但是我認為，第一，它們沒有顯示參加這場運動的多樣化；其次，它們沒有抓住這些示威遊行活動的和平性質。”
直覺告訴邵德廉，《426社論》將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意味著鄧小平加入到這場鬥爭中來。他當時感到，中國當局將開始鎮壓這場學生運動。在他看來，工人參與這場運動是一個重大時刻，而當局對工人的打壓將會更加嚴厲。但是他感到遺憾的是，西方媒體對工人在這場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報道不足。
邵德廉說：“我認為，我們沒有大量的採訪這些工人，我們本來應該這樣做。與他們進行交談要更為困難，他們不像學生那樣注意公關。學生是精英，他們傾向於與工人保持距離，（工自聯的）韓東方在廣場的角落搭了一個帳篷。工人與學生團體之間沒有甚麼聯繫。我們的報道本來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這位因為報道六四事件而在1990年獲得普利策新聞獎提名的資深記者認為，西方媒體對北京以外發生的事情報道嚴重不足。
他說：“另外一個我們做得不好但是我在六四後試圖做的是報道在北京之外的地方發生了甚麼。因為，你知道，中國四百多個城市裡都發生了抗議事件。在上海、成都甚至在大家認為只知道賺錢的廣州，都發生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1984到87年擔任《洛杉磯時報》駐北京首席記者的孟捷慕也認為，媒體對這宗事件的報道可以做得更好。不過，他不認為西方大量的電視報道誇大了六四事件。
他說：“事實是，人們經常說全世界都知道6月4號發生的事情。其實並不如此。真正的殺戮實際發生在攝像機不在的地方。如果這個在電視上播出了，也許國際社會的反應會更糟糕。由於偶然的因素，對於那些熟悉北京的人來說，很多電視攝像機都架在廣場東面的北京飯店。如果它們架在廣場西邊的民族飯店，或者在更西邊的木樨地，那麼人們可能會在電視上看到開槍殺人的場面。”
還有人說，西方媒體脫離現實地期待中國迅速民主化。對這種批評，這位寫過多部有關中國的專著的獲獎作家也不認同。他說，不可否認的是，西方記者的確同情抗議的學生，但是他不確定的是，他們的同情是否影響了他們對這個事件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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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資深記者反思六四後的美中關係
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宗重大的歷史事件。這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以及後來中國當局對學生進行的血腥鎮壓通過西方媒體傳播到世界各地。25年後的今天，美國資深記者如何看待他們當時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呢？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1989年5月中旬的訪華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共產黨國家 的首腦自1959年以來的首次會晤，標誌著中蘇關係的解凍。大量被派到北京報道這一歷史事件的西方記者、尤其是電視記者，也因為這個偶然的機會目睹了當時正在中國展開的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
當時在電視機前觀看電視報道的不僅只是世界各地的普通老百姓，也包括國家領導人。
前美聯社駐京記者桑萬：“美國國務卿貝克自己說過，老布殊總統當時就是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報道，因為情報、中央情報局等都不如天安門廣場的攝像機可以讓你對此了解得更多。我們在講述這個故事，而且它正在發生，人們感覺到他們自己正在參與這一切。”
不過，當年在北京報道這一事件的一些美國資深記者認為，他們的報道也存在一些缺失。
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分社社長邵德廉：“電視很好而且電視記者做了很多勇敢的報道，但是我認為，第一，它們沒有顯示參加這場運動的多樣化；其次，它們沒有抓住這些示威遊行活動的和平性質。”
直覺告訴邵德廉，《426社論》將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意味著鄧小平加入到這場鬥爭中來。他當時感到，中國當局將開始鎮壓這場學生運動。在他看來，工人參與這場運動是一個重大時刻，而當局對工人的打壓將會更加嚴厲。但是他感到遺憾的是，西方媒體對工人在這場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報道不足。
邵德廉說：“我認為，我們沒有大量的採訪這些工人，我們本來應該這樣做。與他們進行交談要更為困難，他們不像學生那樣注意公關。學生是精英，他們傾向於與工人保持距離，（工自聯的）韓東方在廣場的角落搭了一個帳篷。工人與學生團體之間沒有甚麼聯繫。我們的報道本來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這位因為報道六四事件而在1990年獲得普利策新聞獎提名的資深記者認為，西方媒體對北京以外發生的事情報道嚴重不足。
他說：“另外一個我們做得不好但是我在六四後試圖做的是報道在北京之外的地方發生了甚麼。因為，你知道，中國四百多個城市裡都發生了抗議事件。在上海、成都甚至在大家認為只知道賺錢的廣州，都發生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1984到87年擔任《洛杉磯時報》駐北京首席記者的孟捷慕也認為，媒體對這宗事件的報道可以做得更好。不過，他不認為西方大量的電視報道誇大了六四事件。
他說：“事實是，人們經常說全世界都知道6月4號發生的事情。其實並不如此。真正的殺戮實際發生在攝像機不在的地方。如果這個在電視上播出了，也許國際社會的反應會更糟糕。由於偶然的因素，對於那些熟悉北京的人來說，很多電視攝像機都架在廣場東面的北京飯店。如果它們架在廣場西邊的民族飯店，或者在更西邊的木樨地，那麼人們可能會在電視上看到開槍殺人的場面。”
還有人說，西方媒體脫離現實地期待中國迅速民主化。對這種批評，這位寫過多部有關中國的專著的獲獎作家也不認同。他說，不可否認的是，西方記者的確同情抗議的學生，但是他不確定的是，他們的同情是否影響了他們對這個事件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