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 —
1989年天安門學潮來臨時，30歲的王軍濤已是政治經驗豐富的老學運領袖了：“我們都希望一方面學潮能推動中國的改革，另一方面結局應該是全面改革，而不是鎮壓。”
王軍濤17歲就因參與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運動被拘留。之後他經歷了民主牆運動、高校競選、與陳子明一起創辦社會經濟研究所。
在第二次天安門運動中，他促成了學生領袖與開明派官員的對話；在當局戒嚴、學潮顯出無法管理弱點時他再入廣場，為建立穩定廣場的機制、學生撤出廣場而努力。
六四鎮壓後，王軍濤被以顛覆政府和反革命煽動罪判刑13年；1994年他獲“保外就醫”來美。牢獄折磨並沒有使他變得更激進。他沒有選擇加入海外民運，仍對在體制允許空間內實現轉型寄予希望，認為下一步主要靠“新興的專業力量”， “做出這個判斷後，我說我們的人要去讀書，要在轉型的關鍵領域中要做排頭兵。”
但事實並非如他所料。從哈佛和哥大讀完碩士、博士後他發現“多數精英分子都去分贓了”，他被誣陷為“台諜”，當局的維穩機制也粉碎了他的回國夢，“我開始想跟他們溝通，後來發現不行，你逼我反你，我現在跟共產黨不共戴天就是我想做中國人你不讓我做。”
王軍濤說﹕“ 然後我就發現，這個維穩機制維到甚麼地方誰就是它的對立面，我覺得這個黨已經沒有辦法自我解決問題了，在這樣一個暴力維穩的機制下”
2010年，處於低潮中的海外民運有了一位新的行動型領袖。王軍濤當選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我就覺得還是需要一個力量，能夠做一個，打造一個象徵性的反對力量。這個力量在它承諾改革之前要鮮明地把中國的方向說出來。”
從此，紐約街頭成了王軍濤政治活動的主要舞台。
王軍濤（在紐約時報廣場的模擬牢房裡）: 王炳章博士現在在中國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裡生活。
殘酷的現實是25年後海外反對派被極大邊緣化，而反對的對象卻日益強大。王軍濤所堅持的反對活動意義究竟何在？“其實我們現在做的全是象徵，在打造一個象徵，這個象徵在未來的一個關口﹐到政府開始要轉型的時候，這個時候掌管實際資源的人要在新的體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時，他要漂白自己，他需要在反對運動中找象徵人物跟他結合打造新的政黨格局，在這個時候你有一個機會。”
和其他異議人士一樣他被阻於國門之外。儘管他在美國有溫馨的家，卻對遠在天邊的雙親無法略盡做兒子的孝道。日前代表母親前來探親的妹妹王雪淑說，他們的父親2008年出現大面積心肌梗死時家屬曾請求當局允許她哥哥回國。
她說﹕“但是從08年到13年我父親走，這麼多年，我們所有人的願望沒有實現﹐老人走沒有兒女的送行，太悲慘了！活著的人也難受。離去的人也是一個深深的遺憾。”
但王軍濤說，做悲劇英雄並非他的選擇，對現年55歲的他來說唯有一個字，“做”就是了，“你解釋沒意思。就是把自己弄一個悲劇英雄、道德高度，這都沒有任何意義，對於做事來說沒有意思，所以我想只要做成就可以了。” “我是個很隨便的人。說實話再把我現在生活水平降低一半我也可以活的很快活，只要我覺得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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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軍濤：一位從異議學者到廣場領袖
作為海外反對派運動領袖人物的王軍濤，在1989年“六四”鎮壓後被當局以“煽動、組織、指揮反革命暴亂的要犯”判刑13年。以保外就醫名義來美後，他仍尋求在體制允許範圍內做一個持不同政見的學者。但殘酷的現實粉碎了他的回國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中，王軍濤講述了他在“六四”中的“黑手”角色，以及他如何由異議學者轉變為反對派領袖的心路歷程。1989年天安門學潮來臨時，30歲的王軍濤已是政治經驗豐富的老學運領袖了：“我們都希望一方面學潮能推動中國的改革，另一方面結局應該是全面改革，而不是鎮壓。”
王軍濤17歲就因參與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運動被拘留。之後他經歷了民主牆運動、高校競選、與陳子明一起創辦社會經濟研究所。
在第二次天安門運動中，他促成了學生領袖與開明派官員的對話；在當局戒嚴、學潮顯出無法管理弱點時他再入廣場，為建立穩定廣場的機制、學生撤出廣場而努力。
六四鎮壓後，王軍濤被以顛覆政府和反革命煽動罪判刑13年；1994年他獲“保外就醫”來美。牢獄折磨並沒有使他變得更激進。他沒有選擇加入海外民運，仍對在體制允許空間內實現轉型寄予希望，認為下一步主要靠“新興的專業力量”， “做出這個判斷後，我說我們的人要去讀書，要在轉型的關鍵領域中要做排頭兵。”
但事實並非如他所料。從哈佛和哥大讀完碩士、博士後他發現“多數精英分子都去分贓了”，他被誣陷為“台諜”，當局的維穩機制也粉碎了他的回國夢，“我開始想跟他們溝通，後來發現不行，你逼我反你，我現在跟共產黨不共戴天就是我想做中國人你不讓我做。”
王軍濤說﹕“ 然後我就發現，這個維穩機制維到甚麼地方誰就是它的對立面，我覺得這個黨已經沒有辦法自我解決問題了，在這樣一個暴力維穩的機制下”
2010年，處於低潮中的海外民運有了一位新的行動型領袖。王軍濤當選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我就覺得還是需要一個力量，能夠做一個，打造一個象徵性的反對力量。這個力量在它承諾改革之前要鮮明地把中國的方向說出來。”
從此，紐約街頭成了王軍濤政治活動的主要舞台。
王軍濤（在紐約時報廣場的模擬牢房裡）: 王炳章博士現在在中國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裡生活。
殘酷的現實是25年後海外反對派被極大邊緣化，而反對的對象卻日益強大。王軍濤所堅持的反對活動意義究竟何在？“其實我們現在做的全是象徵，在打造一個象徵，這個象徵在未來的一個關口﹐到政府開始要轉型的時候，這個時候掌管實際資源的人要在新的體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時，他要漂白自己，他需要在反對運動中找象徵人物跟他結合打造新的政黨格局，在這個時候你有一個機會。”
和其他異議人士一樣他被阻於國門之外。儘管他在美國有溫馨的家，卻對遠在天邊的雙親無法略盡做兒子的孝道。日前代表母親前來探親的妹妹王雪淑說，他們的父親2008年出現大面積心肌梗死時家屬曾請求當局允許她哥哥回國。
她說﹕“但是從08年到13年我父親走，這麼多年，我們所有人的願望沒有實現﹐老人走沒有兒女的送行，太悲慘了！活著的人也難受。離去的人也是一個深深的遺憾。”
但王軍濤說，做悲劇英雄並非他的選擇，對現年55歲的他來說唯有一個字，“做”就是了，“你解釋沒意思。就是把自己弄一個悲劇英雄、道德高度，這都沒有任何意義，對於做事來說沒有意思，所以我想只要做成就可以了。” “我是個很隨便的人。說實話再把我現在生活水平降低一半我也可以活的很快活，只要我覺得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