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自由喪失殆盡 華爾街日報遷往新加坡

石獅子後面的香港金融區 。

新聞自由組織《無國界記者》(RSF)公佈2024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微升五位,在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排第135位,但評分下跌,較去年的44.86下跌1.8分。無國界記者表示,這與《港版國安法》下,記者持續受到打壓有關。曾以香港作為亞太區總部的《華爾街日報》(WSJ),則決定把總部遷至新加坡。

《無國界記者》(RSF)公佈2024年新聞自由指數,180個國家中香港排名135,較去年升5名,不過整體評分下跌,較去年的44.86下跌1.8分,排在津巴布韋、烏干達等非洲國家後面,更被評為“狀況艱難”級別。

無國界記者:國安法下香港記者持續遭受打壓

無國界記者表示,《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新聞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如《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關閉、香港電台遭受審查,而香港排名上升但分數下跌,與國安法下記者繼續遭受打壓有關。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以議題敏感為由拒絕直接評論香港新聞自由指數的變化。

陳朗昇說:“會方不準備回應。我個人也覺得,有關機構《無國界組織》和事情比較敏感。所謂的敏感,是這個機構多番被港府批評。若我的言論跟它發表的差不多,又或者認同它。我有些擔心。”

不過,陳朗昇表示,隨著《港版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相繼實施,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士氣普遍低落。

陳朗昇說:“整個香港新聞界的氣氛和批判性越來越低。(利用媒體進行)宣傳,情況越來越多。 譬如傳媒機構會開一些節目去宣傳基本法,宣傳國家安全。這並非香港向來辦事的方法,但很無奈,這就是新時代的香港。”

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吳叡人長期關注香港局勢,曾發表《致一場未完的革命》專文,獲得香港人權新聞獎優異獎。被視為北京喉舌的港媒《大公報》2022年嚴厲批評吳叡人鼓吹“港獨”,涉嫌顛覆政權,使他成為首位被點名違反港版國安法的台灣人。

吳叡人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過去一年香港新聞行業表面上風平浪靜,其實不斷出現暗湧。

吳叡人說:“不一定都要靠直接逮捕。會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去產生效果。現在留在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寸步難行。如果還願意在香港當一個有獨立思考的記者的話,只剩下迂迴前景,但是迂迴的方式也非常危險。”

香港曾高踞新聞自由指數第18位

《無國界記者》自2002年開始發佈新聞自由指數,當年香港排名第18位,今年卻排在135位,甚至落後於一些非洲國家。台灣學者吳叡人為香港感到可惜。

吳叡人:“香港的自由、力量、國際都市、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是單純因為有很多資本集中在這裡賺錢。香港的魅力來自於它的自由。以媒體為例,我們所理解、認識的香港已被摧毀。香港的法治也被中國控制,排名大幅掉落,象徵了香港精神的死亡。”

《無國界記者》表示,自《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新聞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例如《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關閉,超過五家獨立媒體遭到報復而關閉,香港電台亦遭受審查。《無國界記者》認為,《港版國安法》措辭含糊,“煽動叛亂”罪能用於針對記者。

吳叡人說,《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後,香港已從威權管治過渡到極權統治。

吳叡人說:“大體上,你可以說《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就有一個威權化的過程,就是說,它還有你可以看得到,不能去碰的紅線,因此還保留著局部自由,但是到了23條變成極權化,紅線變成紅海,沒有任何客觀標準,當局可以非常主觀的界定,你是否犯了23條。”

在《無國界記者》發表新聞自由指數之際,美國《華爾街日報》5月3日宣佈,會把亞太區總部從香港轉移至新加坡。

綜合香港媒體報導,《華爾街日報》香港駐站的記者及編輯規模大幅減至個位數。部分香港記者會調至新加坡或亞洲其他地方,另有多名駐港記者和編輯被裁,解雇人數佔目前香港駐站規模逾半。

《華爾街日報》總編輯在內部通函表示,被迫離開的同僚大部分來自香港。《華爾街日報》將在新加坡新設編輯,領導報導中國股市、樓市、電動車、港股等商業新聞。

中國外交部公開斥責《華爾街日報》

通函並未直接提及香港政治環境或國家安全法律,不過多名《華爾街日報》新聞工作者對香港媒體表示,不排除與香港近年事態有關。獨立運作的《華爾街日報》評論部過去多次發表社評批評北京箝制香港人權,對《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案提出質疑。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及特區政府曾點名批評該報有關《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的負面評論。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對《華爾街日報》的決定感到意外。

陳朗昇說:“《華爾街日報》以報導財經、投資新聞為主,但仍然作出這樣的決定。現在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的確有一定的風險,這些機構十分著重員工的風險。大家可以預見,有更多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會有相同的疑慮。”

陳朗昇認為,與香港比較,新加坡的新聞自由空間較大,《華爾街日報》遷到當地後,不會有後顧之憂。

陳朗昇說:“可以肯定的說,無論記者做些什麼,當局政府都不會抓他,無論採訪誰,寫些什麼,一定不會有被捕的風險。譬如在東京、首爾,無論批評(南韓總統)尹錫悅或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好,都不會抓他鎖他。報社自然放心把總部設在當地。相反,若在香港批評港府是否保證不會出事?答案是否定的。”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對美國之音表示,以往國際媒體把總部設在香港是基於香港的新聞自由空間較大,但現在香港無論大小政策,都要由北京拍板。記者留在香港,難以發表具新聞價值的報導。

莊嘉穎說:“在23條立法、國安法之下,香港失去了很多自主性,沒有自己獨特的視覺,若要報導中國新聞的話,何不幹脆到北京採訪。雖然新加坡當局對報導當地消息有所限制, 但是對於(有關)國外的報導不會那麼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