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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盡現封城弊端 中國清零政策還能走多遠？
歐美新冠疫情反撲，新增感染病例再創記錄之際，中國西安封城卻受到舉世關注。封城半月以來，原本每日新增百餘病例的疫情穩中有降，倒是愈演愈烈的管控手段以及封城引發的次生災難和人道危機成為海內外輿論的焦點。
陝西省委高調問責，向中央遞交軍令狀，保證西安在一月四日前完成“百分之百防控到位，社會面清零”。網民形容，封城後的西安“瞬間變成大小牢籠”，人們足不出戶，食物統一配送，一人染疫，整棟樓整個社區的居民強制集中隔離。人因出門覓食痛被毆打，寵物恐不利防疫慘遭捕殺。
西安再現兩年前武漢慘景，全世界為之驚愕。中國疫情本不嚴重，防疫措施為何如此嚴苛？封城模式看似有效，國際社會為何拒絕效法？疫情日漸流感化，中國模式究竟是科學防疫還是政治防疫？
“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認為，單從防疫來看，如果說武漢在控制疫情方面是成功的，也不代表在西安的抗疫可以照搬武漢的方式方法。
他說，疫情進入目前的階段，封城只會讓“人權侵害”加劇，一味追求“清零政策”會讓抗疫所產生的經濟和人權成本越來越高，最終會失去在生命和人權之間的平衡。
楊建利說：“進入現在這個階段，因為西安已經不是武漢，武漢那時候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情況，而且病毒的毒性非常強，現在毒性在逐漸降低。目前因為上層有個'清零政策'，地方官可能隨地免職、軍令狀使得所有的地方官員草木皆兵。草木皆兵的狀況下，不可避免地讓整個社會的神經繃得很緊。整個社會為其負起非常大的成本。'人權侵害'在這種政治高壓下肯定會加劇。如果以前從封城清零政策救出來的、所防止的生命損失，和人權侵害相比，還值得的話，逐漸來看，再進行比較的話，成本就會越來越高，社會為此付出的經濟成本越來越高，人權侵害的成本最後可能不會抵掉所失去的生命成本。所以目前的這種模式下，現在大家要問的問題就是'中國可以堅持多久'。而且在這種模式之下，能不能找到一種平衡，防止生命損失和保護人權兩方面都得到一種平衡。”
來自西安的《人道中國》創辦人周鋒鎖表示，造成西安封城和中國防疫漏洞背後的原因是極權體制的必然結果。西安目前疫情與其他國家相比並不嚴重，人們議論的不是多少人染病，而是中國式防疫的次生災難和人道危機。
周鋒鎖說：“我了解到的西安封城是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有很多的錯誤，有一些是西安地方性，有一些是體制性的。第一階段是22日之前西安的疫情發展一直在滯後，這時候的疫情管控是有很多問題的，比如有一個人他覺得自己得了新冠，他到處找(救助)但是沒有人接收他，這是西安疫情后來大爆發的原因。這其實和武漢爆發有類似的地方。第二階段就是從22日開始之後的封城，但是第一階段的封城到27日是相對比較寬鬆的，人是相對有一點點自由的，我看到有些朋友還可以到處走走看看。從27日就到現在就是第三階段， 這一階段就是禁止外出，完全監獄化，很多人道災難都集中在第三階段。早些27日之前還是有所準備的，一到27日，一個星期過去了，他以前冰箱是滿的，現在冰箱也空了，這還是有準備的。很多人是沒有任何準備的，特別是那些民工等等。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這一階段到現在，有人因為飢餓去吃飯而被打；有人求醫不得，高血壓、孕婦死亡；而且刪帖還在進行，我們不知道這樣的慘劇有多少。現在第四階段，他們宣佈人工強制清零，讓我們想起大躍進、大饑荒那個時代的印記，強行用人工的辦法，把任何一個小區，如果有極少數人感染，就把所有人集中到另外一個地方。據西安他們自己的報導，現在差不多就有四萬人被這樣強行隔離。”
周鋒鎖指出，如果藉這次新冠抗疫作案例分析，可以直接觀察到中國和美國兩種制度的不同，這是一個很好的思考機會。雖然西方的防疫方式遭受詬病，但堅守了民主的原則並尊重人民的權利。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人權不會因為疫情而輕易改變。
周鋒鎖說：“西方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權和人的自主性的基礎上，這是根本性原則，不能因為一個疫情而輕易改變。這次疫情的確是很大挑戰，但是從一開始，比如瑞典就在嘗試群體免疫。群體免疫的代價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所以也有一個商討的過程，即大家在討論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因為疫情發展很快，所以瑞典模式在最早受到詬病。但是現在看來它有它的優勢，但關鍵是它經過人民授權同意，這個非常重要，就是大家願意做出犧牲。而在西安就是，你的生命完全失去自主權，這是一個根本區別。在這兩個問題上，從《獨立宣言》那裡我們知道這個權利是不能割讓給任何政府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政府為人民服務，人民是通過個體的權利表達出來的。現在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思考機會。”
對於中國式防疫和西安封城，分析人士提出兩種可能性：一是中共當局向外隱瞞了疫情的嚴重性，當年武漢和今天西安都是如此。二是中共推動的抗疫情模式具有醫學和公共衛生之外的考量，即政治防疫。楊建利傾向於後者看法。
楊建利說：“從我們看到的數據來看，中國的疫情比歐美的疫情可以說輕很多很多。之所以這麼草木皆兵、清零封城當然是個政治政策的結果。政治政策有它的社會基礎。純粹的防疫問題上來說，它是在相當程度上來說是成功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中國特殊的政治需求，在習近平2022年這個特殊的政治年，是不是他沒辦法經歷一個疫情在中國迅速蔓延，成為集體或者群體免疫的狀態，所以他必須用一個政治強壓的辦法？從這角度來講，就是政治防疫。所以從防疫，我把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中國唱獨角戲階段，因為疫情首先發生在中國武漢，這一階段中國是失敗的，不僅失敗，我認為還有罪行，這個罪行和現在世界不能夠了解病毒的真相有很多關係。第二階段就是武漢封城到目前，這一階段中國的模式僅僅從防疫階段來講可以說相當成功的。再用人權、權利至上，眼看著另一個國家幾十萬生命的損失，這僅僅用權利是解釋不了的。我非常希望美國對美國的防疫進行問責，雖然這個問責非常困難。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這個階段剛剛開始，以西安為標誌的階段。病毒變種毒性越來越輕，人的生命的損失和對人權的損害已經超過對人民的損失了。這種政治高壓和整個社會付出的成本將會讓民主制度體現出它的優越性，而中國製度的落後性會逐漸表現出來。從我們目前的經驗來看，我們最終一定要和病毒共存，你要以一種正常的心態去對待它。”
（美國之音記者曉歌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