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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低薪問題的兩難與出路
薪資過低是此次台灣總統大選的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它還牽涉到台灣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台灣經濟定位和人才供需方面存在的政策矛盾。儘管各黨候選人已在這個重要民生問題上提出各自政見，但學者、人力資源專家，以及年輕的台灣人認為，這些政見仍缺乏遠見。
美國之音記者剛到台北，在街頭採訪路人時，就已發覺低薪成為此次大選中的一個重要議題。
台灣主要政黨總統候選人舉行最後一次辯論前夕，劉小姐在台北街頭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她說：“其實我在美國待過。我從美國回來，現在在台灣薪資還算不錯，還OK。但是對於很多年輕人，他們在找工作的時候，其實都沒有很順利，或者薪資真的是太少了。那要在大台北地區生活，其實我覺得很辛苦。”
在外資企業工作的劉小姐表示，她的收入並不能代表一般的台北年輕人，尤其是剛剛踏出校園的大專畢業生。劉小姐說，一方面有教育方面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政府當初提出的22K政策導致年輕人至今普遍低薪。
所謂的22K方案或22K政策，正式說法是大專畢業生至職場實習方案。該方案是台灣教育部在2009年4月到2011年9月之間，分兩個階段實施的補助方案。據維基百科相關辭條解釋，22K方案由台灣教育部、大專院校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合作，協助近三年期間的大專畢業生進入職場實習，由政府提供每個畢業生每月2萬千元台幣薪資；此外，加上勞健保，輔導他們進入和學校建教合作的企業職場，實習工作為期一年，總共提供3萬多個名額。
國立台灣大學的辛炳隆教授是勞工問題專家。他解釋了當時這個22K的背景，以及何以形成一個不良效應。他對美國之音說：“那個時候的市場行情大概是，大學畢業生出來薪水大概是兩萬三、兩萬四。那個時候景氣不好，所以是非常貼近市場薪資的，也讓外界和企業界認為，這就是所謂的市場行情，就是全薪的補助。所以基本上都是給2萬2，但是有些企業是加碼了，但大部分都是2萬2。這就造成了所謂22K效應。 ”
低薪成為困擾台灣人，尤其是剛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才的社會問題，自然也就成為各政黨在大選期間進行較量的一個議題。
在第二場，也就是最後一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中，各候選人都拋出如何解決低薪的政見。兩大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候選人在這個問題方面提供的對策，令這個社會問題成為一個“雞與蛋”的議題。
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主張通過調漲薪資，以期帶動消費，最終達到創造就業、刺激增長的效果。他提出在四年任期內將最低薪資從每月2萬零8百新台幣提高到3萬的政見。他還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r）等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2014年向美國總統奧巴馬和議長貝納發表的公開信中所提到的加薪有助經濟成長的政策建議作為其在這個問題上的政見理論基礎。
民進黨主張通過優化產業結構，經由經濟規律來帶動薪資上漲。
台灣大學的勞工問題學者辛炳隆針對兩黨政見概括說：“關於台灣的低薪問題，認為可以解決的方法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從產業機構，一個是分配；因為產業結構是把底做大，分配是百分比的問題。”
辛炳隆教授說，現在國民黨和親民黨對產業政策講得非常的多，非常具體。但是，他說這樣會引發勞資相關的爭。他認為民進黨方面在這方面有比較新的思維方式，比如說發展生物技術等。
不過，辛教授提到優化產業結構可能帶來的另一方面問題－就業。
他說：“可能就我來看，台灣因為人口結構的轉型還沒有完成，還是有很多人需要得到工作的。台灣未來產業結構的發展可能會面臨兩難。我們當然希望走高附加價值。因為高附加價值就會有高薪。但是，高附加價值的背後，創造出的就業機會就很少。”
獵才公司104人力銀行（中國）總監黃至堯頻繁往來於台海兩岸，專事兩岸人力資源的獵才和諮詢。他在上海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說， 台灣總統候選人在薪資方面擺出的“政策牛肉”缺乏長遠目標。
黃至堯說：“因為選票這個東西，它必須是牛肉擺在前面。但選民不一定是很理性的，你牛肉擺出來，我不一定就投給你。可是這個短期發票對人民，對台灣長期的人類資源發展其實是沒有幫助的，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點是“授人以漁”，就是把短期、中期、長期的目標，跟台灣的定位，跟人才發展的目標同時來看這個問題。”
黃至堯認為，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是有很多的碩博士，甚至從台大這樣很好的學校畢業的年輕人也找不到工作。他認為，這反應出台灣教育結構和課程設置缺乏世界觀，其設定的方向和未來社會的需要不匹配。
這位或可代表商界的獵才公司高管主張將台灣建成一個人才智力基地，通過教育機構根據市場需求培養人才，讓台灣的年輕人更有國際競爭力，通過走出去解決低薪和就業問題。
儘管在短期內提高薪資被許多人認為並非解決根本問題的萬靈藥，即便提到月薪三萬，仍會出現30K效應，但台大勞工問題學者辛炳隆還是認為，台灣目前的基本薪資還是需要政府通過政策手段加以提高。不過，他指出，在提高基本薪資的同時，必須要提供配套政策，即幫助企業做一些轉型方面的幫助。
辛炳隆說：“我認為，比較好的方式是，基本工資還是適度要提高。台灣要這樣做也OK。但是需要有心理準備，像中國大陸現在面臨的那樣的轉型的陣痛。”
此外，這位學者還指出當前政策方面存在的矛盾現象：台灣在面臨低薪的同時， 卻在開放，並儘可能地增加勞動力的供給，包括開發潛在的勞動力，以及開放更多的外籍勞工來台工作。他說，當價格太低的時候，當然是要減少供給，增加需求；而在低薪狀況下反而增加供給，則會令這個問題更難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