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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在台灣訪問之際,特朗普政府官員也在國會山告訴要求美國以具體做法抗衡中國的國會議員,美國正在與台灣積極交往,並在亞洲、歐洲及拉丁美洲等地協助提升台灣國際地位,擴大台灣的國際地位,以反制中國在國際上孤立和擠壓台灣國際空間的作為。
星期四(9月17日),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就“推進美國接觸並在印太和其他地區對抗中國”舉行聽證會,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助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西半球事務首席副助卿朱莉·鍾(Julie Chung)、歐洲及歐亞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里克(Philip Reeker)在聽證會上,多次提到美國政府部門為反制中國對台灣的脅迫在全球各地所作的外交努力,多位兩黨議員也都紛紛在發言和質詢中表達對台灣的關注。
史達偉在闡述美國政府對台政策時說,美國“尊重台灣,我們對落實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的承諾非常堅定,如同對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一樣,包括我們堅持台海兩岸分歧必須和平解決,不能有脅迫或恫嚇。最近阿扎爾部長對台灣的訪問證明美國將與台灣在包括如全球衛生的議題上合作。即將舉行的對話將推進我們牢固的經濟關係。我們也將持續有力地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
朱莉·鍾說,美國與台灣、日本及南韓等亞洲民主夥伴在拉美地區的合作,是一個提高當地對中國認識的“重要工具”,當她訪問拉美國家時,也會與台灣、日本和南韓在當地的大使公開會面以促進彼此共同的價值。
“西半球地區有台灣15個外交夥伴的其中9個。我們對中國正施壓這些國家將外交承認轉向北京保持高度警覺。維持台灣的外交關係現狀、凸顯我們共同的民主價值,並展現台灣在地區的接觸及夥伴關係是我們的最重要優先事項。”
在答覆參議員加德納有關美台雙邊貿易協定的質詢時,史達偉表示,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Keith Krach)正在台灣訪問,這個做法是為了要與美國的法律一致,那包括《台灣關係法》、《台灣旅行法》及《台北法》(TAIPEI Act,《台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法》之簡稱),以便“讓台灣有國際空間來應對在它西邊那個較大的鄰居”,通過對話而不是脅迫的方式來解決它們的分歧,包括行政部門與國會在對台軍售等議題上的處理,也都是在完全符合美國各種協定的基礎上進行,為的是要確保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歧能夠和平解決。
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在聽證會上仍然緊盯國務院對內部文件“與台灣交往指導方針的態度。他曾經在7月的一場聽證會上要求副國務卿比根(Stephen Biegun)對這個方針表明看法,因為他提出立法要求美國國務院修改指導方針的限制,允許台灣官員和軍事人員在美國政府設施展示或穿戴他們的旗幟和徽章,雖然他認為這是國務院可以決定的事,無須通過立法來要求。
克魯茲說,比根經過審視台灣指導方針後以書面答覆他,修改方針會造成與《台灣關係法》的“緊張”,但他無法接受國務院如此解讀,他認為這是當時奧巴馬政府為的政治決定,與《台灣關係法》無關,《台灣關係法》中沒有任何條文對此作出限制。他要求史達偉說明,究竟《台灣關係法》哪一個條文規定台灣軍人不能在美國展示他們的徽章。
史達偉沒有直接答覆克魯茲的問題,而是強調《台灣關係法》與此有關的部分是決定不對台灣的主權做任何決定,美國不對主權持任何立場,讓台灣和中國大陸自行協商,美國的政策及《台灣關係法》只要這個過程能夠和平,通過對話而非脅迫來解決。
不過克魯茲不滿意史達偉的答覆。他說,2015年國務院在指導方針中限制台灣官員和軍人在美國穿戴或展示旗幟、徽章是因為台灣在雙橡園舉行升旗儀式,激怒了中國政府,奧巴馬政府的國務院為了討好中國才決定改變規定,因為在2015年前沒有這個指導方針的規定,在那之前台灣軍人可以在美國穿戴他們的徽章。
史達偉再次表示,特朗普政府採取多項作為來推翻以往的一些決定,釐清美國對台灣的立場,衛生部長阿扎爾之前及副國務卿克拉奇此刻正在台灣訪問,都是美國支持台灣有能力抵禦中國脅迫的做法,也和克魯茲對台灣的關註一致。
克魯茲說,他不意外奧巴馬政府在國務卿克里的領導下會有此做法,因為他們對中國的立場要比特朗普政府來得更弱,在他看來,這些指導方針的規定對一個特朗普政府或一個由蓬佩奧領導的國務院來說是“極端的不恰當”,他不接受史達偉的說法,要求國務院再重新審視這個問題,因為國務院有能力改變這個規定,當初是奧巴馬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命令”下做出的決定,“如果你可以無中生有製造出這些規定來讓中國共產黨高興,你就可以廢除它們來讓中國共產黨不高興。”
另外,在答覆參議員本·卡丁(Ben Cardin)關於美國如何協助拉美地區對抗中國影響力時,朱莉·鍾以兩個涉及台灣的例子作為答覆。
她說,美國在美洲國家組織(OAS)提供台灣在國際多邊組織的空間,去年在該組織一個針對提供委內瑞拉人道主義援助的會議上,美國促成台灣代表出席會議發表演說,並且當場宣布台灣將提供50萬美元的捐款,“那是前所未有的,讓台灣出席那個會議,或許也讓我們在北京的朋友相當不高興”,但美國祇是要提供一個空間讓民主台灣能夠參與當地的多邊活動。
另一個例子是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準備在成都舉行年會時,只繳百分之0.004會費的中國卻拒絕讓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瓜伊多的代表和台灣代表參加,但台灣是該組織的觀察員,因此該地區與美國合作“對中國企圖在國際組織創造自己的規則做出抵制”,最後那個年會沒有在成都舉辦,而是在厄瓜多爾舉行。
國務院主管歐洲及歐亞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里克(Philip Reeker)在書面證詞中提到,國務卿蓬佩奧上個月訪問的捷克,已經從一個中國影響力的目標,轉變為歐洲對中國覺醒的領先者。
他說,“最近捷克參議院議長對台灣的訪問,只是一系列捷克共和國抵抗中國霸凌的有力行動,這也鞏固了捷克作為地區抗擊中國共產黨影響力的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