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是在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演講是說這番話的。他說，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到2012年，這四十年，美中關係非常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中美有穩定的戰略基礎。其中表現很明顯的有兩個時期：1972年到1989年， 1992年到2009年。
“我個人認為， 尼克松訪華以及美國重建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原因有以下三點。從美國方面來說，第一，美國希望獲得制衡前蘇聯的力量。第二， 與中國重建友好關係，從政治上說， 美國就會很容易從越南撤軍， 因為當時的主要想法時，一旦撤軍，就會引發在共產黨國家多米諾骨牌效應。第三，美國因此可以進入中國10億人口的市場， 這不僅是商業上的， 更是意識形態領域的。”
他說， 從中國方面來說，中國希望得到美國的幫助，來抵御來自蘇聯的威脅。 第二個原因是，毛澤東希望進入主流國際社會，而美國正掌握著進入西方大門的鑰匙。第三是， 毛澤東希望擊敗他的敵人蔣介石。正因為上述原因，美中友好有堅實的基礎。。
1989年，中國發生天安門民主運動、分割東西德的柏林牆倒塌，以及台灣走入民主化進程。 金燦榮說，這三個大事件的來臨使得美中關係的堅實基礎不復存在。但是，由於美國總統老布殊的努力，美中關係走過了那段艱難的階段。
1992年，中國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著名的南巡講話後，國內問題上，中國致力於市場化經濟改革，外交上， 中國決定融入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
“鄧小平幫助我們找到了新的戰略基礎。這是雙贏的局面。通過融入現存的國際體制，中國可以將自己的產品賣到歐美發達市場，中國經濟得以飛速發展。從美國的角度來說，讓中國進入現存體制，美國在全球領導的合法性得到了加強。”
金燦榮說，正因為如此，從1992年到2009年，美國得以克林頓執政的黃金八年，在全球的地位進一步加強，而中國經濟得以飛速發展。
“後，鄧小平找到的基礎產生了問題。金融危機不僅重創了美國經濟，更是動搖了美國社會的自信。”
金燦榮說，金融危機後，美國對是否讓中國繼續留在現存的體制中不再那麼自信，而同時中國卻從金融危機中受益。（中國公司在全球投資迅速增加，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加速提升。2010年，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首度超過日本。同年，中國制造業產值超出美國）。
“基於上述新的事實，為中國制定的理解框架改變了。中國希望發揮自己的作用。中國很驕傲地向全球表示，我們找到了自己的發展道路，那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剛剛結束的十八大後，中國共產黨表示，我們不會走老路，我們不會回到毛澤東的時代，我們也不會走邪路，也就是照搬美國的模式。中國要堅持自己的道路”。
金燦榮表示，正是由於缺少了堅實的戰略基礎，美中關係產生了不信任。美國決定重返亞洲後，中國人擔心美國會遏制中國，而美國方面則抱怨中國越來越強硬、自信。
根據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美國未來將加大在亞太地區的軍艦和軍力投入。而走向海洋是中國的國家意志。金燦榮說，美中在亞太地區競爭領導權，是未來十年兩國不可避免的首要矛盾。他還說，中國軍事現代化令美國擔憂和震撼。
另外，中國的科技進步也將導致中美在太空、網絡和電子領域等競爭。中國產業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導致中美貿易競爭加劇等等。
除此之外，美中還面臨台灣、西藏、貿易等老問題。2013年新年第二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會通過的2013年度《國防權限法案》上簽名，該法案除了宣告“美國防衛釣魚島（尖閣列島）”，還要求總統採取行動，向台灣出售F-16 C/D戰機或者其他具有類似功能的戰機武器，台灣在2013新年伊始就對美中關係產生考驗。
不過，金燦榮承認，美中經濟的進一步依存以及兩國在氣候變化、全球化、打擊海盜和恐怖主義等問題上面臨的共同挑戰，將為兩國提供合作的基礎。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藍普頓（David Lampton）認為，正是這種經濟依存為兩國關係的過去和未來的穩定發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兩國的經濟關係非常強勁。這為兩國關係的穩定發展提供了基礎。你可能記得，過去20年,89民運事件以及其他與人權相關的問題。很長時間，我們兩國的軍事關係也不是太好，但是, 經濟發展幫我們渡過了這些困難。”
藍普頓說，兩國的文化交流也會增進兩國的關係。星期四，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宣佈，美國設立10萬人留學中國基金會，以長期推動美國學生留學中國、學習中文，從而加強兩國人文交流。
星期四，美國國會對被奧巴馬總統提名擔任下一任國務卿的約翰.克里舉行聽證。藍普頓說，克里以及下一任國防部長提名人哈格爾的越戰經歷會讓他們更加重視和平。
“克里參議員與克林頓國務卿不同。其中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國務卿提名人克里以及被提名為國防部長的哈格爾兩人都參加了越戰並經歷了亞洲的衝突。我想，他們兩人對亞洲和平不再，中國與美國無法相處的局面應該有更深的個人體驗。你要知道，在美國人看來，我們在冷戰中的兩場戰爭，越戰和韓戰都和中國有關係。”
中國國家新領導人習近平去年訪問美國的時候曾經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不過卻沒有提出具體的設想。
“新型大國關係應該包括三個要點：第一，雙方領導人應該有這樣的政治意願，避免直接的軍事衝突，這是傳統大國的悲劇，一國崛起總是會導致戰爭；第二，中國應該繼續留在現行的美國領導的國際體制中，中國可以提出部分的改革。第三，中國要準備承擔國際責任，中國到目前還沒有準備承擔責任。”
他呼籲，中美建立一種“功能性夥伴關係”，也即在充分地利用合作關係的同時，建立一套相對完善的機制把重大分歧給管控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