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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與北京原則上達成了拜登與習近平在年底前以視頻方式舉行會晤的共識。一種觀點認為,拜習峰會是美中關係重啟和修復的唯一途徑。美中關係專家說,即使美中元首實現了高峰會,兩國關係恐怕也難以重啟如初。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上星期三(10月6日)在瑞士蘇黎世會晤了中國負責外事的最高官員楊潔篪。華盛頓與北京原則上達成拜登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年底前舉行視頻峰會的共識。有分析人士和美中關係專家,對美中兩國可望重啟和修復雙邊關係的前景表示樂觀。
美中關係能否重啟如初
一種觀點認為,拜登和習近平即將舉行的峰會,是推動美中關係重啟和發展的最有效的方式;因為只有這樣的高層會談,才能有助於解決美中關係中最具爭議的問題。
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亞洲研究教授埃文·梅德羅斯(Evan Medeiros)曾擔任前總統奧巴馬的亞太事務高級顧問。梅德羅斯在接受“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CNBC)採訪時表示,目前,沒有其它的方法能夠像現在這樣有如此大的機會發揮作用;這是因為中國的體系結構,也是因為習近平的權力強大和決策過程如此的集中。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美中關係專家和前美國政府官員則表示,鑑於美中兩國全方位關係的持續緊張,即使實現了拜登與習近平的高峰會,恐怕也很難使得兩國關係重啟如初。
華盛頓非黨派、獨立研究機構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中國研究資深專家傅瑞珍(Carla Freeman)博士認為,雙邊關係似乎不太可能重整。不過,貿易代表戴琪所言的旨在促使經濟“再掛鉤”的外交努力,將有助於為雙邊關係提供一些積極的推動力量。
傅瑞珍同時表示,美中雙方應該進行談判,確保雙方就最大的緊張昇級風險領域達成相互理解,並確保有可靠的危機溝通機制,以減輕事故升級為危機的風險。
“美中關係在一系列問題上充滿緊張和爭議。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高度敏感問題,特別是涉及美國盟國和合作夥伴的海洋主權爭端問題,似乎有升級的危險;當然還有其他涉及貿易和技術方面的問題,也是雙方持續摩擦的領域,”她說。
唐安竹(Drew Thompson)曾擔任美國國防部負責美中軍事關係的官員,目前是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訪問研究員。唐安竹告訴美國之音,他並沒有看到華盛頓和北京任何一方,為了改善關係而在試圖重新調整或者改善雙邊關係。他在回复美國之音詢問時說:“雙方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而雙方的大部分利益和政治優先事項,似乎並沒有什麼重疊。 因此,任何具體或明確的合作渠道,都不是美國改善與中國雙邊關係的工具。”
另一方面,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報導說,中國的知名美中關係專家日前表示,中國在緩和與華盛頓的緊張關係方面過於樂觀;他並且告誡說,美國將會繼續採取對抗的態度。
報導援引的是中國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退休教授時殷弘日前在北京“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一場新書發表會上的發言。時殷弘說:“中國現在有點過於樂觀了。中國人習慣於短期記憶,比如美國總統微笑或者其它什麼善意表現,他們就會很興奮。”
時殷弘認為,與過去的8個月相比,中美關係目前仍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只是處於凍結或暫停的狀態中,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出現明顯的緩和。
不過,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日前用英語接受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採訪時說,中美兩國建立了為兩國元首視頻峰會做準備的聯合工作組,已經在雙邊關係中的問題上取得了進展。他表示,北京願意與華盛頓對話,並且希望拜登總統能夠信守諾言,不會尋求與中國進行新的冷戰。
美中關係如何定位
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在前總統特朗普任內跌落到了自美中關係正常化四十年來的最低點。美中兩國關係儘管經歷了若干跌宕起伏的時刻,但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一直不斷地調整,從克林頓時期的“戰略性夥伴”關係,到小布什時期的“利益相關者”關係,再到奧巴馬時期的“競爭夥伴”關係,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前,兩國一直保持了雙邊關係健康發展。
中國最高級別外交官楊潔篪在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會晤時表示,中方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中美合作,兩國和世界都會受益。中美對抗,兩國和世界都會遭受嚴重損害。國際社會密切關注,拜登時代的美中關係將會如何定位。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美中關係專家表示,從目前雙方的話語表達來看,北京和華盛頓在如何重啟和改善兩國關係的優先事項方面,似乎有些南轅北轍。
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唐安竹說:“習近平當前所關注的重點是實現中國的民族復興,而不是改善美中關係。”
在唐安竹看來,中國的許多政策概念,如“雙循環”發展戰略等,旨在沒有美國的支持的情況下,實現北京的整體目標。北京對討論雙邊關係中長期存在的任何分歧,不感興趣或者不持開放態度;而只是利用對話來表明其決心,絕不會在一些棘手問題上改變立場,而與美國妥協。
“而華盛頓則更注重防止兩國關係走向危險和不穩定,並且致力於建設自身的社會和經濟。 關於安全、貿易和氣候變化等問題的雙邊會談,幾乎沒有顯示出產生結果的跡象,”唐安竹說。
唐安竹還認為,習近平不願親自出席20國集團(G20)和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這突顯出了中國政府把其國內的高度重視關注,置於改善中國對外關係之上的態度。
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傅瑞珍博士說,拜登政府已經明確表示,他們與其前任政府對中國的戰略擔憂是共同的;但同時也試圖找到方法與途徑,為雙邊合作劃出一些領域,其中氣候變化是特別優先考慮的問題。中國對將雙邊外交努力集中於氣候變化等單一問題上不感興趣,而是希望全方位地解決兩國關係問題。
“這些對改善關係方法的不同偏好,阻礙了迄今為止美中關係的改善。 然而,在美中兩國日益擔心雙邊競爭可能爆發衝突之際,雙方顯然正在尋找辦法,努力使兩國關係更加穩定,”她說。
傅瑞珍認為,華盛頓將繼續把美中關係定性為“戰略競爭”關係,但如果雙方能夠找到一些領域展開合作,美中關係則有可能成為一種“競爭性利益相關者”(competitive stakeholder)的關係;而這將意味著雙方致力於在相互利益的全球問題進行建設性的合作。
誘發美中摩擦的刺激因素
在美中關係發展的四十年間,台灣問題和貿易爭端一直是誘發雙邊關係緊張的重要因素,北京更是將台灣問題視作是美中關係中的核心問題。特朗普執政的四年間,香港和新疆成為新興的誘髮美中關係緊張的刺激因素。
中國問題專家傅瑞珍認為,在拜登政府時代,這些問題(台灣、香港和新疆等)將繼續是兩國關係中不和諧的領域,因為它們是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發生衝突的領域。針對美國在這些方面的批評,中國堅持其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並試圖將美國對其在新疆和香港行動的批評,描繪成破壞中國穩定的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把促進民主和人權作為其外交的核心內容,使得中國這個全球影響力日益上升的參與者在其國內的所作所為,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核心問題,”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