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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兼與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持不同政見者方勵之身後出版的一本自傳性書籍先是以中文版本出現,英文版(標 題: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經由他生前的摯友、著名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翻譯,也“早”在今年初即問世了。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專欄作家傑伊.馬修斯(Jay Matthews)日前剛剛發表了一篇有關這本書的書評,不免讓人提出“怎麼現在才…”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1989年在北京即見過而且採訪過方勵之、而且還有意無意之中幫了方教授和夫人堪稱歷史性的忙的傑伊.馬修 斯回答說:“去年聖誕節的時候,人家送了我一本方勵之的書,一開始我以為,(就我過去的印象)方勵之這個人,科學家出身,民主自由那些當然是對的,心地 好,不用說,但是似乎枯燥了點; 寫起書來,恐怕也不會那麼豐富多彩。”
最終克服了第一印象所帶來的成見、讀了方勵之傳記的英文版之後,這位專欄作家說,沒想到,方勵之敘述的內容、兼及敘述的方式,都還很有意義、有風趣、甚至還包含一些政治不正確的幽默和笑話,而且讓“美國人能夠看得懂”;按馬修斯的話說,這本書makes China come alive for me,即這本書描寫的中國讀起來讓人感覺“活生生的”。
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傑伊.馬修斯目前住在加利福尼亞州,他在通過電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美國人和中國人至少有兩 個“共通之處”,一個是注重教育,認為通過教育而且“向上走”、養家糊口;另外一個共通之處是美國人和中國人都挺幽默,但是,中國人的幽默並不是、甚至遠 遠不是世界聞名;他說:“在我看來,美國人一般都認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嚴肅、不那麼快活、也沒有幽默感的國家/社會,人們一天到晚就是工作;而一旦你真的去 到中國,真實的狀況其實大不同。 ”
華盛頓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後不久,馬修斯就被派駐中國;正是因為有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駐華經歷,華盛頓郵報在1989年春天又派他到北京去“增援”當時在那裡的常駐記者Dan Southerland。馬修斯與方勵之的緣分,來源於他大學同學(同在哈佛念過書的)林培瑞。馬 修斯對方勵之夫婦堪稱歷史性的幫忙,按照馬修斯的話說:“林培瑞那個時候需要在和美國大使館交涉期間,找個地方讓方勵之夫婦落腳(以便他們不被中共抓 去),而我那時候正要去上海做報導,就把我在建國飯店房間的鑰匙給了他。他們在那兒呆了很短的時間,後來好像在深更半夜的時候去到了美國駐華使館。 ”
馬修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89年春天去到中國採訪的時候,一度還真以為會“變天”;他說,可能是因為那段時間比較'亂'吧,以前去哪兒採訪,總是有人跟著、或者說是盯著,那段時間罕見地出現了自由,想到哪兒採訪就到哪兒採訪。
回到美國以後,馬修斯主要是從事美國教育方面的專欄寫作。談到美國人本身對美國教育體制通常有哪些批評時,馬修斯說,批評意見往往是:一方面,各種各樣的考試太多了,給孩子們構成的壓力太大了,另一方面,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教育不得力。“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比起中國來,我們還是相當'先進'、或者說是超前的。”
馬修斯說,一方面,在美國,全社會可以說是相當注重讓所有的孩子都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機會,而且美國的大學之所以出了很多諾貝爾獎得主,是因為美國的大學確確實實是可以讓思想自由翱翔的地方。
這位專欄作家說,中國要出諾貝爾獎得主,中國的科研人員就必須要有一個能夠切切實實地一鑽到底的環境,不能夠中途被政治正確與否、符合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這類因素而左右。
談到美中教育比較,馬修斯說,很多美國人一提到中國的教育、以及中國的教育成果,就想到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裡的學校和孩子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們在各種國際場合考試的分數有多麼高;實際上,馬修斯說,中國大體上還是一個比較貧窮的國家,很多地方的孩子並沒有機會受教育。相比之下,美國已經大體上是一個middle class country(中等收入、或者說是中產階級占主流的國家),有更多的資源可以用於普及教育。
另一方面,他說, “很不幸的是,美國國內有一些人、具體說就是一些已經是中產階層的人– 中國國內一些人可能也一樣– 認為那些目前處於貧困狀態的人,不管是中國農村的孩子、還是美國城市裡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智商都不夠高,腦子根本就不好使,因此難以達到成功的境 界。”
馬修斯說,他非常反對這一點,而且寫了很多書,證明這一說法並不成立;“美國城市裡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和住在郊外的那些美國 孩子,一樣聰明;中國農村的那些孩子和上海的那些孩子也一樣聰明;只是要給予那些處境不好的孩子以更多的鼓勵、給他們更多的時間去學習。”“我祖上五百年 前是來自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農民,那個時候,也沒有任何人教他們讀書、認字,認為教他們讀書寫字是值不當的;那時候,只有貴族家庭的孩子、還有那些計劃當神 父的年輕人,才有機會受教育。”
馬修斯說,“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機會均等、每個人都有發展的機會;反之,那些尚未進入現代社會的國家,一個標誌就是一些人總是認為其他一些人不應當具有和自己一樣、或者說是同等的機會以及權利。這 位專欄作家說,在世界各地,集權社會的一個共通現象,就是大大小小的國王、各個層級的官員,總是認為自己是聰明的、有見識的、能夠適應、並且也應該享受最 先進的體制,而其他人,尤其是處在政治、經濟底層的民眾,則無權、或者“不配”享有先進的政治、社會體制以及體制下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