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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挑戰但不應完全脫鉤” 布林肯若任國務卿，如何應對北京？
當選總統喬·拜登11月23日宣布提名其長期外交政策臂膀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擔任國務卿一職。布林肯隨後在推特上表示，如果提名獲得確認，這將是他“全身心投入的使命”。如果布林肯最終得以成為美國外交巨輪的掌舵人，他是否會帶領這艘巨輪改變航向？這又會給美中關係帶來怎樣的變化？我們或許可以從布林肯過往的經歷及表述中管窺一二。
安東尼·布林肯其人
安東尼·布林肯1962年出生於紐約，他的父親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曾擔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叔叔則是駐比利時大使。除了家庭的外交淵源，布林肯的海外生活經歷也深刻影響了他的外交理念的形成：布林肯在少年時曾隨母親長期旅居法國，他的高中同窗、國際危機組織總裁羅伯特·馬利（Robert Malley）對《金融時報》表示，這段經歷使得布林肯非常理解美國的政策如何影響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也善於體悟其他國家如何審視美國，這讓他成為重塑美國國際信譽的不二人選。
布林肯本科畢業於哈佛大學，並於198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隨後開始在紐約和巴黎兩地做律師，並參與一些政治活動。
布林肯的外交政策生涯開啟於克林頓政府時期。他在1993年進入國務院，擔任負責歐洲和加拿大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的特別助理，並於次年進入白宮，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
在喬治布殊政府時期，布林肯轉戰參議院，成為了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助手總管（staff director)，而彼時該委員會的主席正是時任特拉華州參議員的喬·拜登。從那時起，布林肯就和拜登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早在2008年拜登第二次向民主黨總統提名發起衝擊的時候，布林肯就是他競選團隊的成員。在那次競爭中，拜登雖然輸給了民主黨內的政治新星奧巴馬，但被奧巴馬選做了競選搭檔，最終成功當選副總統，布林肯也隨之進入了奧巴馬-拜登的總統交接團隊。
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布林肯先後擔任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和總統奧巴馬的副國家安全顧問，並於2015年1月上任國務院的二號人物——副國務卿。這段時間裡，布林肯作為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團隊的核心成員，在回應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獵殺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打擊伊斯蘭國、與伊朗簽訂核協議等重大外交事件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華盛頓打滾數十年 布林肯深諳官僚運作
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布林肯離開公共服務領域，創辦了一家名為WestExec Advisors的地緣政治和政策諮詢公司。這家公司的業務包括在“戰略競爭時代管理和中國相關的風險”，為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活動提供策略建議。其合夥人還包括如今被外界廣泛預測會成為拜登政府的國防部長米歇爾·弗勞諾（Michèle Flournoy）。在拜登決定第三次向白宮邁進之際，布林肯從這家公司暫時離職，擔任拜登2020競選團隊的高級外交政策顧問。
分析人士指出，在華盛頓政策圈摸爬滾打數十年的經驗使得布林肯深諳官僚體係以及政治體系的運作之道，這有助於他在上任初期有效開展工作。此外，布林肯與拜登長達20年的親密關係，使得他成為拜登在外交事務上最為信賴的人，這也意味著他有可能成為一個能對總統的決定產生較大影響的國務卿。
布林肯的外交理念
布林肯被許多分析人士稱為外交政策上的“中間派”，比如他既對美軍在海外的軍事行動持謹慎立場，又多次支持一些被進步派人士稱為“干涉主義”的海外軍事行動；再比如，雖然布林肯承認多邊國際組織的不足，但又認為美國發揮自身效力的最佳途徑就是藉助這些多邊組織，而退出則意味著放棄自己的影響力，“很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問題”。
因此，分析人士預測，由布林肯掌舵的美國外交巨輪或回歸多邊主義的航道，布林肯在上任後或以恢復美國與盟友的關係，增強盟友對美國的信賴為首要事項，並重返在特朗普時期退出的多邊協議和組織，比如巴黎氣候協議、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在政治上更為困難的伊朗核協議。
不過，對於是否要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布林肯並不曾作出正面回應，畢竟現有的TPP條款被質疑會傷害美國工人階層的利益，也受到一些人權和環保組織的批評。 “自由貿易”的概念如今在美國政治光譜的“左”、“右”端均不受歡迎，面臨很大的政治壓力。
此外，分析人士還認為布林肯會更多地踐行以價值為基礎的外交政策，更加重視人權議題。
《華爾街日報》稱布林肯具有“非意識形態化的共識締造者”的聲望，這也是拜登試圖在他的政府中塑造的風格。
布林肯如何看待中國？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如果布林肯上任國務卿，他所面臨的美中關係已經跟他效力於奧巴馬政府時大不一樣，這將是布林肯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布林肯今年9月在CBS的訪談上表示，中國對美國構成“最大的挑戰”。他說：“我們都認識到，中國對我們構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戰，可以說是我們在經濟上、技術上、軍事上，甚至外交上所面臨的來自另一個國家的最大挑戰。”
在如何應對中國這個挑戰的問題上，布林肯的主張也體現出他一貫堅持的外交理念的核心——加強盟友關係，重塑美國的國際領導力，重視民主和人權的推動。
首先，布林肯認為應對中國的關鍵在於加強美國自身的盟友關係，借助盟友共同對中國施壓。
布林肯今年7月在哈德遜研究所的講話中提到，中國一直以來將美國所擁有的聯盟視為美國的核心力量來源，而這“正是中國不曾享有的”。他批評特朗普的政策削弱了美國的聯盟，尤其是在亞洲，“正中中國下懷”。
《紐約時報》指出，布林肯對多邊合作的重視意味著他或許會花更多精力來加強美國與印度以及整個印太地區的關係，並且努力加深與非洲各國的接觸——中國正試圖在這些地區增加影響力。而且布林肯還會像他曾表述的那樣，將歐洲視為美國在應對挑戰時的合作夥伴的“第一選擇，而非最後選擇”。
其次，在應對中國的問題上，布林肯還主張借助國際組織施展美國的影響力，並提昇在國際組織中的領導地位。他指出，中國一直試圖在國際組織中提升自己的領導力以搶占美國的利益，而特朗普政府放棄在這些組織中的領導地位，為中國提供了可乘之機。
此外，布林肯強調將民主和人權擺在對華政策的關鍵位置，並在這些問題上更有力地回擊北京。他認為，全世界目前正出現“民主的衰退”，而中國正試圖利用這一點。因此，美國在這個時候更需要擔當自由世界的領導角色。他說：“如果我們在國內復興我們的民主，在世界範圍內首先重振我們與民主國家的聯盟，這將為我們的行動奠定基礎。”
在北京強推香港《國安法》之際，布林肯誓言，拜登政府會對北京侵犯香港人權與自由的行為施加新的制裁。他警告說，如果不能挑戰中國在香港侵犯人權的行為，“讓中國收到了可以不受懲罰的信號”，那麼“中國可能認為自己可以對台灣採取同樣的做法”。
在台灣問題上，布林肯曾表示，拜登政府會“通過曝光北京試圖干預的努力”，加強對台灣民主的防禦。今年8月，布林肯在推特上鼓勵美國和台灣之間加強經濟關係，稱這將“支持我們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和我們對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共同承諾”。早在2015年蔡英文作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訪問美國時，布林肯就在美國國務院會見了她，並安排她造訪白宮，這是首次台灣總統候選人進入美國國務院總部和白宮。
不過，布林肯認為，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中對台灣問題的應對是“穩定的來源”，屬於美中關係中的一個“成功的故事”，未來的美國政府應該“恢復這種平衡”。
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布林肯曾表示，拜登政府會在一定程度上比特朗普政府更積極地參與南中國海的領土爭端，但會是從堅持國際法、確保自由航行、以外交手段解決領土爭端的角度出發。
在經貿和科技競爭問題上，布林肯認為特朗普政府與中國簽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是“一場慘敗”，未能解決兩國經貿關係中的系統性問題，未來拜登政府會更重視中國利用科技加強政府管控的問題，更致力於打擊中國的網絡間諜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並聯合盟友共同製定國際技術標準。他還曾力主拜登政府積極且連貫一致地執行美國的貿易法，在必要時動用關稅，並以整體戰略作為支撐，力圖行之有效而非“假裝強硬”。
除了美中競爭，布林肯也多次表示美中在氣候變化、武器管控、疫情等全球議題上合作的必要性。今年4月，100多名前官員和學者發表聲明，認為中國應對新冠疫情負責，但同時呼籲美國在抗擊疫情上與中國合作，布林肯就是這封公開信的簽署人之一。
不過布林肯強調，美中合作的前提是美國要“站在強勢地位上與中國接觸”，這需要美國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他說：“這樣兩國關係就會更多地按照我們的條件而不是他們的條件向前發展。”
今年9月，在美國商會的一場活動上，布林肯稱美中完全脫鉤是一個“錯誤”。他表示，這是“不現實的”，而且最終會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