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北彥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在剛結束的瑞士-烏克蘭和平峰會上，缺席的中國成為那隻“不在房間裡的大象”。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和鼓吹“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而且在過去三年的俄烏戰爭中一直扮演“調停促和”角色的中國來說，這種引人注目的缺席其象徵意義不亞於瑞士和平峰會的舉行。
和平峰會是一次審判
在俄烏戰爭進入到第三個年頭、戰場形勢隨著北約大批軍援的到來即將發生逆轉之際，瑞士著名風景名勝的盧採恩湖畔召開了有100個國家參加的和平峰會，並且通過了聯合聲明，要求捍衛聯合國憲章，敦促世界共同保證戰爭波及的核安全、糧食安全和戰俘交換及歸還掠奪兒童三項人道主義責任。
大概除了俄、中、白俄等國之外，國際社會完全有理由對此次峰會結束後和平的到來抱持樂觀，和平峰會的召開，不僅對聯合國秩序的鞏固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形同某種意義的戰後安排，如同1945年初的雅爾塔會議。
瑞士舉行的烏克蘭和平峰會會場。（2024年6月16日）
歷史上，那是由美英蘇三國首腦確認了戰後基本秩序，即聯合國體制和其他關於維繫和平的共識性安排。而今，圍繞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和烏東地區的佔領，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從第二次《大西洋憲章》到無數次G7峰會和北約峰會，芬蘭、瑞典先後擺脫中立加入北約，再到此次瑞士和平峰會，歐洲逐漸覺醒、動員、武裝、並且轉入全面援助烏克蘭和全面制裁俄羅斯的階段，俄烏戰場上漫長的戰略相持即將結束，掌握主動的國際社會開始為戰後安排作準備。這就是瑞士和平峰會的初衷。
然而，瑞士峰會的意義遠遠不僅於此。在召集了100個國家代表和超過60國元首參加的峰會上，雖然最後的聯合聲明只限於三項人道主義主張，但是峰會本身的舉行以及峰會上各國代表對俄羅斯和中國的譴責，將本次和平峰會變成了一次國際審判大會。那是一直暗地分化和杯葛此次峰會的俄中政客、外交官和宣傳機器無論怎麼努力貶低都難以抵消的。
這場峰會的成果，重要的不是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宣佈繼續軍援15億美元，也不是最終近90個國家代表簽署了聯合聲明表達聲援，更不僅是對峰會前G7峰會的背書，而是要從本次峰會所確立的一個以跨大西洋關係為軸心的廣泛聯盟來看其政治後果：為了維護全球的自由主義秩序，與會各國對俄羅斯侵略、中國援助的行徑所做的強烈譴責，等同將俄中兩國雙雙置於國際的正義法庭上進行審判。
因此，瑞士和平峰會的意義可能是極其深遠的。作為一戰後的的國聯總部和二戰後聯合國人權機構等所在地，瑞士和平峰會將帶來的自然不會是一部新的已經證明失敗的“非戰公約”(Kellogg–Briand Pact)，而是有關戰後秩序的聯合國改革共識。
換句話說，隨著與會各國特別是美國、歐盟和北約以及廣泛的民主世界堅決支持烏克蘭抵抗到底的共同意志的形成，拒絕俄羅斯和中國的所謂和平實質要求投降的建議，完全可以推測，在戰事結束之後，對俄、中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譴責意願勢必將轉化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強大改革動力，不僅消弱俄、中兩國席位的實質影響力，而且也相當程度上弱化了巴西、南非等南方大國未支持峰會聯合聲明後躋身安理會擴大改革的候選競爭力。
這或許是缺席峰會的中國在戰後將要面臨的嚴重外交危機。
中國首腦外交的失敗
中俄也在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間制造了分裂，挑戰著全球自由主義秩序。如同那隻不在房間裡的大象，對中國來說，對烏克蘭和平進程的有限分化和對俄羅斯侵略的策應，因為此次缺席而遭遇審判，將在長遠的未來被迫痛苦地嚥下自我造就的惡果。
相比中國過去十餘年以來四處出擊的戰狼外交、以及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優勢，拒絕出席如此重要的峰會然徹底表明了中國在俄烏戰爭的調停促和立場的虛偽和放棄，無疑地將加速中國與民主世界的政治脫鉤，進一步坐實世界量大陣營的分裂，但是更重要的，這一“缺席外交”造成的國家（被）審判，暴露了中國首腦外交的失敗：它以拒絕承擔真正國際責任、拒絕對話的逃避主義方式，反映了中國外交的致命缺陷 - 領袖個人的政治性格悲劇。
一方面，中國重大外交全系首腦個人，然而中國領導人並不是一個熱衷外交的政治家，在乎的是天下主義的巡幸和加封，如不久前出訪塞爾維亞和匈牙利，享受當地民眾的山呼萬歲。但對外交事務最重要的也是本質性的工作，也就是如何運用個人魅力和技巧彌補國際普遍性和外交事務特殊性的鴻溝，可謂笨拙之極，全無現實感可言，並且被自身意識形態的偏見束縛，拒絕做出關鍵性的妥協，最終只能導致分歧和差異擴大、升級，演成外交危機和國家間的敵對。
這在中國內部事務上已經演出無數次，從香港出版的一本地攤讀物開始，引爆對香港的全面鎮壓和對“一國兩制”的全面否定，最終背離了兩岸統一的基本方針，也親手毀滅了“東方之珠”；從最初對待武漢新冠疫情的遲緩應對，無限升級為一場針對全體國民、歷時三年的“動態清零”運動，讓幾乎所有新興階級為之失望、憤怒。
在周邊關係上的沙文主義任意同樣造成外交災難：中國在台海周圍的持續軍演、在南中國海的礁改島和武裝化、在釣魚島海域的軍事存在，逐漸促使菲律賓、日本、美國、澳洲和印度形成了多個保護台灣的抗華同盟，並且通過低成本的情報戰瓦解了中國的軍方領導結構，迫使中國領導人就“武統”問題親自緩頰，向歐盟領袖坦承“己所不欲，系美攛掇”。
而在中美俄三邊關係上，中美領導人雙方迄今進行了超過90小時的對話，但是沒有建立起任何私人信任；在中俄領導人之間，外界看到的與俄羅斯對中國的深度依賴相反，普京扮演著一個PUA的主動角色，不僅通過私人間的高頻見面綁定中國、引誘中國輸血式的支援，甚至在瑞士和平峰會舉行前夕，處於空前弱勢的普京還成功地與中方結成聯盟共進退。這是中國代表缺席瑞士和平峰會的直接原因，後者則正式標誌著在和平與秩序的根本問題上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背離。
當然，另一方面，從短期來看，中國的首腦外交不能說完全失敗，還是頗有斬獲，然成本巨大、難以持久。例如，在本次峰會前後，中國外交積極遊說，分化、離間瑞士主辦方發出邀請的160餘個潛在參加國，成功地讓非洲的大部分國家缺席此次峰會，並且讓南非、巴西以及沙特等在最後關頭拒絕簽署聯合聲明。不能不說，在過去十數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巨大投資和對“金磚組織”的苦心經營終於贏得了可見成果。這是中國首腦外交開始之初的經營重點，也是今日成就。
然而，若與中國為此投入的巨大外交成本相比，這些戰術性收穫難抵中國的戰略性失敗，即中國與20世紀初在海牙和日內瓦以圍繞國際法建構逐漸形成的國際社會主體的脫鉤。從2013年以來，中國啟動“一帶一路”戰略並且強化和擴大“金磚組織”以及相關的上合組織等等，中國外交可謂傾舉國之力，在亞非拉和東南歐的基礎設施、教育文化交流、媒體經營等等方面不遺餘力地進行滲透和收買、建設了一個龐大的利益網絡，輸出中國模式的威權主義統治模式，嚴重干預和影響了民主世界的民主運行和公眾意見，糜費甚巨。
這種不計成本的方式本身，就是巨大的腐敗，而且是向全世界擴散的腐敗性擴張，不僅引發國際社會對債務陷阱和新殖民主義的擔憂，而且引發深刻懷疑和對立，誘使中國的外交政策為了保持連續性不得不漸次增加投入資源，“一帶一路”變成了無數個更大規模的冷戰時期無限制外援的阿爾巴尼亞的總和。只有與如此巨大規模的外交成本相比，中國每次首腦出訪動輒包下整座賓館、安保無數的腐敗才顯得微不足道，也才令中國的首腦外交愈加刻板，難以妥協也難以頻繁進行，從內部自我限制了中國外交的展開和收割。
五月中法首腦外交的失敗其因即此，中國缺席瑞士和平峰會的深遠意義或許也在此。如同戰後斯大林的強硬和蘇聯外交的不知妥協，最終推動美蘇雙方走向冷戰，中國的首腦外交在戰狼和逃避、狂暴和自閉的雙向驅動下，也正在步入“己所不欲”的漫長新冷戰進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