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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游戲》全球熱映 “地獄朝鮮”的真實寫照？
美國影視串流媒體（大陸稱：流媒體）網飛(Netflix)的人氣韓國影集《魷魚遊戲》(Squid Game)自9月17日播出以來，勇奪逾80國收視冠軍，成為罕見在國際造成轟動的非英語系影視作品。專家剖析，《魷魚遊戲》爆紅的原因是劇情內容寫實、尤其反映後疫情時代的貧富差距，引發全球觀眾共鳴，也讓外界一窺韓國社會之結構性不平等的問題。
網飛暴力驚悚影集《魷魚遊戲》，以一場殘忍的生存遊戲為主軸，描述456名因為債台高築而對人生感到絕望的韓國平民，不惜賭上性命，也要勇闖6輪遊戲的關卡，以求脫穎而出、獨拿高達456億韓元(約3900萬美元)的獎金。
遊戲很簡單，都是韓國人童年時期玩過的遊戲，不過一旦失敗，代價就是死亡。
像《魷魚遊戲》逃殺類的影劇作品頗為常見，過去在日本以及歐美都有不少經典作品。不過《魷魚遊戲》掀起全球熱議，成為網飛史上最受歡迎的影集之一；其成功也帶動網飛新一波的用戶成長，拉抬股價在今年累計走升超過兩成，表現優於科技巨頭蘋果以及亞馬遜。
過去全球爆紅的韓劇，像是2002年播映的《冬日戀歌》、2003年的《大長今》以及2019年的《王國》等影視作品，大多不離愛情劇和古裝劇的框架。不過，2019年的韓國電影《寄生蟲》以及今年的《魷魚遊戲》，勇於跳脫過往題材反倒大受好評，讓韓國影視圈再創耀眼的新里程碑。
為何《魷魚遊戲》能在全球掀起話題？
位於成都的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SCUPI)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鄭雅凜(音譯，Areum Jeong)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魷魚游戲》劇情寫實，容易 引發觀眾共鳴。
鄭雅凜說：“我想這部戲劇中探討的包含社會不平等、階級意識，資源爭奪等韓國社會存在的現象，目前也衝擊全球其他國家。像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許多國家的貧富差距正逐漸加大。”
《魷魚遊戲》導演黃東赫(Dong-hyeuk Hwang)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劇情源自10年前的構想，但當時乏人問津，無論是投資方還是演員都對劇本興趣缺缺；隨著新冠疫情衝擊社會及經濟，民眾現在更能感受到故事的真實性。
鄭雅凜也說，儘管《魷魚遊戲》以韓文播映、玩的也都是韓國童玩遊戲，不過海外觀眾仍跨越語言藩籬，將劇情結合自身經驗產生巨大共鳴。另外，鄭雅凜說，引人注目的場景設計以及搭配得當的懸疑配樂也是《魷魚遊戲》創下國際佳績的原因。
近年來，韓國音樂及影劇風光攻占全球市場，不僅為流行文化帶來嶄新的商業格局，也進一步翻轉歐美觀眾看待亞洲社會及生活的觀點。鄭雅凜說：“韓國大眾文化的成功，必然會讓西方觀眾對亞洲文化更有興趣， 可能可以減少部份人士對於亞洲人的偏見、或是去除一些先前所抱持的刻板印象。”
“漢江奇蹟”背後的殘酷真相
《魷魚遊戲》劇中人物來自不同階層，不過多半屬於社會邊緣人。他們一度放棄參賽，但在感受到現實生活令人喘不過氣的壓力後，紛紛回籠一決生死，希望能逆轉頹勢。這部影集雖然成功，但也反映了韓國人引以為傲的“漢江奇蹟”背後的真實社會面貌。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視覺及東亞研究教授金暻鉉(Kyung Hyun Kim)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亞洲四小龍韓國的經濟發展形塑了其“漢江奇蹟”，他說：“ 你可以看到韓國在過去三、四十年內從貧窮走向繁榮，可以說是全球經濟發展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金暻鉉表示，韓國經歷長期獨裁之後走向民主化，不過除了經濟發展與民主改革的成功之外，韓國卻有“黑暗”的一面。他說：“韓國有像是高自殺率、年輕世代競爭激烈等社會問題，而且韓國(去年)還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生育率只剩下0.84。這些問題讓韓國人很難相信未來是一片光明，儘管韓國正享受經濟成功帶來的豐碩成果，但民眾也譏諷像是活在‘地獄朝鮮’ ”。
鄭雅凜則說，韓國年輕人認為就算努力工作，也看不見未來的希望，她說：“ 老一輩可能只要認真工作就能獲得報酬， 他們大多一輩子努力賺錢，就能買房子。但對年輕世代來說，買房的夢想幾乎不可能實現， 除非他們仰賴爸媽金援。”
根據台灣媒體《中央社》9月14日報導，韓國首都首爾市房價飆漲，其房價所得比漲到8倍，意味著當地居民必須不吃不喝8年，才可能買到房子。
鄭雅凜說，韓國社會現在流行“湯匙階級論”，就是以“金湯匙”、“銀湯匙” 、“銅湯匙”或是“土湯匙” 、“屎湯匙”等字眼，來象徵與生具來的社會階層高低。韓國人普遍認為，家庭背景比自身的努力還來得重要。
鄭雅凜說：“《魷魚游戲》劇中反映了韓國社會殘酷的真相， 這甚至讓不少人看到一半就得喊卡，因為他們看劇就好像是在看他們的人生一樣。”
韓國淪“負債社會”
儘管《魷魚遊戲》部分劇情看似荒謬，不過許多觀眾認為，劇中真實描繪社會底層人物欠下巨額債務的無奈。根據統計，韓國家庭債務近年明顯上升，去年總家戶債務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103%，成為亞洲最高，也是唯一一個家庭負債比飆破100%的國家，顯示韓國已淪為“負債社會”。
對此，金暻鉉分析，這與韓國年輕人爭相擠進大財團窄門的現像有關。他說：“對於韓國擁有大學學歷的人而言，他們非常難以接受藍領階級的工作，這成為相當棘手的問題，因為韓國擁有大學學歷的人口比率相當高，然而在過度教育的情況下，沒有人願意從事非白領的工作，只希望到類似三星那樣的大企業任職，也讓年輕人貸款需求激增。”
位於台北的台灣世宗韓語文化苑創辦人崔峼颎(Ho Kyung Choi)表示，韓國年輕人借貸的比例愈來愈多，這主要與房價飆漲及疫情有關。崔峼颎告訴美國之音：’他們(韓國年輕人)(在)房價更高之前，要先貸款來買，這就變成一個負債。還有韓國的負債比率激增， 韓國的自營業者非常地多..像韓國賣炸雞、開便利商店(的小型自營業者)等等。因為Corona(新冠疫情)的狀況發生之後，他們(生意走向)兩極(化)的狀況也發生了，所以他們為了生存而貸款的比例增加。 ”
學者：韓國歧視移工問題嚴重
在《魷魚遊戲》 劇中，唯一一位非韓國籍的人物是巴基斯坦非法移民工“阿里”，他遭雇主欺凌，手指還因公受傷。對此，澳大利亞悉尼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媒體、傳播、創意藝術、語言和文學學系講師李聖愛(Sung-Ae Lee)指出，這反應出，韓國的外籍移民工仍受到諸多不平等的待遇。李聖愛告訴美國之音：“韓國許多戲劇經常描述外籍勞工處境，在《魷魚游戲》中可以看到阿里的雇主不願意支付他的薪資，顯示移民工經常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也讓人意識到韓國社會剝削移民工的問題很嚴重。”
在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任教的鄭雅凜也表示，《魷魚遊戲》設定阿里這個角色，凸顯移民工在韓國社會遭受到製度性的剝削和歧視。她說：“你看阿里對其他參賽者非常有禮貌…如果他不對韓國人展現尊敬的態度，他有可能遭到毆打或是遇上不利情況。”
鄭雅凜說，《魷魚遊戲》一劇呈現韓國社會“局外人”之移民工的真實寫照，也顯示韓國社會對階級的歧視根深蒂固。
位於台北的崔峼颎說，韓國有相當多的非法外籍移民工，他們很多人語言不通，處境更為艱難。他說：“他們都是在農村、漁村，一級產業裡面，或是製造業的工廠那邊工作為主，但韓國人對他們的印象...不是在我們社會的一個成員的眼光來看待，(而是認為)他們還是一個下層階級，就是他們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是很有貢獻，但是社會對他還是有某種的偏見，不應該是這樣。”
社會積弊已久 短期難改善
《魷魚遊戲》不僅在全球爆紅，也觸及韓國社會積累已久的問題，甚至成為總統選戰的造勢話題；韓國不少角逐明年總統大選的參選人，都曾以劇情為比喻來攻擊對手。
韓國國家革命黨名譽代表、曾兩度參選總統的許京寧(Kyung-young Huh)甚至表示，他願意高價買下劇中用於報名參賽的電話。他還宣稱，當選後將簽署緊急財政命令，讓全國人民每人都可比照劇情、分得1億韓元(約合83,600美元)。
不過，在《魷魚遊戲》淪為韓國政客的宣傳手段之際，外界也關注，下一任的總統能否大刀闊斧改善韓國社會的種種不平等現象。對此，鄭雅凜看法悲觀，她表示：“要在一位總統任期內，或是僅靠幾位政治人物的力量，就要改變(韓國)社會問題、以及每位民眾內心的想法，恐怕難以做到。”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金暻鉉教授也一樣不樂觀。他說：“像是過度教育、高自殺率等社會現像是(韓國)長久以來的結構性問題，已經深植在韓國社會文化中…我想韓國無論誰當選總統，要改變現狀都非常地困難，可能需要一個世代的時間，才能讓韓國社會走上正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