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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人和白領 疫情下的困境
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在這一年經歷了疫情丶洪水等多番磨難，而有上千萬農民工因此失業，處於中產的白領階層也未能倖免，也經歷了黑暗時刻。中國的就業問題究竟還有哪些隱憂。
7月16日，中國統計局公佈數據，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3.2%，作為GDP增速，這個數字是中國1992年開始公佈季度GDP以來的第二差，最差為今年一季度的-6.8%。即便如此，由於中國政府的刺激政策和國內整體疫情得到控制，中國製造業已經連續5個月處於擴張區間。然而在出口方面仍然舉步維艱。財新公佈的7月份數據顯示，小企業的出口訂單7月份繼續下降，創7個月來的最低點。
農民工返城遭遇就業市場縮水
路透社指出，出口需求下降丶海外訂單減少和疫情反撲對中國的許多製造商來說，影響依然非常顯著。出口訂單連續7個月呈現下降的趨勢仍然沒有得到扭轉，雖然下降的速度有所減慢。 7個月來，中國工廠遭受了大起大落，從疫情期間的複產復工難，到近期國內洪水侵襲丶國際疫情反彈丶國際訂單減少，為應對經營困難裁員降低成本依然非常普遍。這些動盪下，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便是中國農民工。每年春節前，上千萬農民工和服務人員通常會辭工回老家過年，然後在年後返城時尋找新工作。但是受到疫情影響，由於餐館丶旅館和許多出口工廠幾乎沒有重新招工，有些工廠老闆在放無薪假丶取消加班等策略用完後，只能進一步決定裁員。而開放招工的產業往往因為盈利丶訂單的不確定性而趨向於使用減少招工丶增加勞動強度的策略，這令農民工的處境更加尷尬。
工廠連軸轉生產防疫用品 工人權益難保障
肺炎疫情遍布全世界，雖然導致中國的製衣業訂單急劇減少，然而像比亞迪這種公司卻會快速轉而去製作口罩，更因此大賺一筆。然而工人們卻並沒有因此受益。關注內地工人權益的微信公眾號“ 新工號51”，便報導了“比亞迪”的口罩工廠中，一名工友的手被口罩製作機碾碎的情況。 “因為口罩機器突然停下來，小伙子伸手進去把卡住的口罩弄出來，結果機器突然又開起來了，伸進去的整隻手被壓成肉餅。” 文章指，車間已經三個月無休，過程中三名工友猝死。口罩車間從3月開始連續生產，直到6月中才有了一天休息，他們每天從早8點工作到晚8點，中間只有一個小時吃飯時間。文章稱這次工傷事件看起來是一場意外，但工廠高強度的工作條件丶安全培訓的缺乏，加上疲憊不堪的工人，使這場意外成為必然。
中國勞工通訊的媒體總監Geoffrey Crothall告訴VOA記者，“在這次疫情中，受到衝擊最大的農民工群體，是處在服務行業中的。從目前的觀察來看，整體的製造業的恢復相對其他產業的複原速度較快，一方面部分製造業在近期還有爆發式增長，當然另一方面，因此而倒閉的企業也不在少數。由於早前中國內地的旅行限制和民眾節衣縮食這兩方面原因，嚴重衝擊了內地的餐飲丶旅遊丶教育以及娛樂業，在這些行業中的農民工生計都收到了一定影響。所以我們觀察到，當下數目激增的針對欠薪的維權行動中，服務業工人是多過工廠工人的。”
海外市場長期不景氣拖累中國經濟復甦
中國官方最新公佈6月份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7%，比5月份下降0.2個百分點；並已經遠離2月疫情最嚴重的時期6.2%的歷史高位。不過，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車蕾的一項調查農民工調查研究（Unequal pain: a sketch of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migrants' employment in China）表明，截至3月下旬，至少有3千萬到5千萬農民工失業，而實際數字更可能高達7丶8千萬。直到5月中旬，可能至少還有2千萬農民工無法復工 。那些可以找到工作的農民工，通常工資較低丶工作條件更為不穩定。調查還指出，只有極少數的失業農民工獲得了失業保險金或收入補貼。再就業數字的增長主要得益於中國內部經濟的逐漸復元，但是這仍然不能抵消因為疫情橫掃世界所導致的海外市場萎縮。而這一影響很有可能持續數月，乃至經年。
“地攤經濟”不解決根本問題
金融資訊公司佳富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消費者分析師崔爾南一篇“The Truth About Unemployment”的研究更認為，預計在2020年年底，中國將有數千萬的失業數字，其中絕大部分將是農民工。
Geoffrey Crothall認為：很明顯，中國官方公佈的失業率數據是難以反映當下勞工問題全貌的。因為失業率數據僅僅覆蓋了城市失業率，實際上有一大部分的工作人口是在短期工以及就業不足狀態之下，而這兩項數據並沒能進入統計數據之中。官方至今還沒有推行任何比較有意義的能夠刺激就業的計劃，外界能見到的僅僅是由總理李克強所推行的“地攤經濟”。官方呼籲失業農民工回到家鄉創業擺地攤，實際上這種經濟行為既沒有就業保障，也根本不能維持收入和福利保障。
洪災肆虐 農民工小企業又首當其衝
屋漏偏逢連夜雨，今年夏季，中國南方多地發生洪水災害，而農業和製造業繁盛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受災極其嚴重。中國應急管理部8月4日公佈，7月間全中國的洪澇災害共造成3817.3萬人受災，其中56人死亡或失踪；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人民幣1097.4億元。
與新冠疫情一樣，在洪水中受遭受衝擊最大的仍然是中國的低收入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群體。迄今為止，政府抗洪救災的工作重點一直集中在大城市上，由於缺乏足夠援助，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往往被忽視甚至被“犧牲”。
外界從不少中國媒體都能看到，農民辛苦數十載，用微薄收入在家鄉建造的小樓一瞬間被洪水沖走，全部家當化為泡影；也有工廠老闆的產品丶器材因為洪水浸泡而全部報廢丶損失慘重，比如在著名的瓷器生產地景德鎮，成百上千的車間丶工廠和商店被洪水淹沒，部分地方積水達2米，疫情后重新開工的欣喜被頃刻抹殺。而這些民眾丶老闆能否獲得保險賠償，更是未知之數。
經濟損失外，剛剛從新冠疫情衝擊中舒緩過來的工人們，又要再次為了保護自己的家業而衝上抗洪前線。早前江西省江洲鎮便因為勞動力嚴重不足，在可用勞動力不足千人的情況下，緊急召喚“江洲在外的18至60周歲之間的父老鄉親們迅速回赴江洲共抗洪魔”。而各地的女性勞動者則要在洪水之後，冒著危險清理積水堵塞丶處理垃圾和疾病問題。
畢業生“失業後浪”滾滾湧來
如滔滔江水一般湧來的，還有失業問題：前有上千萬已經失業的民眾，後有800萬應屆生的雙重夾擊。據統計，今年中國有創歷史新高的874萬高校應屆生畢業。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就業形勢嚴峻，企業因疫情經營受困，用工人數不斷壓縮。 7月17日，中共統計局報告稱，調查顯示6月份中國20-24歲之間的大專以上學歷畢業生失業率高達19.3%，也就意味著每5名畢業生中就有1人處於失業狀態。佳富龍州經訊說，“從官方數據中可以確實看到的是，青年失業率在整體的比重中已經大幅提高，而這正是一直困擾中國政府卻久未能解決的問題。”
針對青年就業問題，中國政府也嘗試做出一些政策調整，大幅增加了研究生院今年秋天的名額，中國人社部8月4日更發布「通知」，擴大今明兩年畢業生實習規模。通知要求，實習單位給予“力求不低於最低工資”的基本生活費（費用力求不低於最低工資）。包括利用開網店丶直播帶貨丶電競丶網絡輿情員等諸多職業解決基本生活問題。當局甚至重新定義了就業機會，將網店丶直播帶貨和專業電競玩家等包括在內。
VOA記者訪問到了家住黑龍江的何小姐，她去年北京大學畢業後便以合同工的身份在京某教育機構工作了一年，二月還在老家過年的她收到了公司的解聘通知後便失業至今。 “我已經投了上百份簡歷，但基本都石沉大海，除了有保險公司的來招下線，幾個月來只有4丶5次正式公司的面試機會。”無奈之下，她也在嘗試做“微商”，在微信上做一些時裝首飾的代購生意，但是收入並不穩定，“還是要有一份正經工作才能在北京穩定的生活。”她告訴VOA記者。
白領階層經歷“職場至暗時刻”
實際上受到疫情衝擊同樣嚴重的，是以往普遍認為相對農民工收入和保障較好的城市白領階層。中國招聘網站“智聯招聘”在6月發布的《2020年白領生活調研報告》顯示，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有高達三成白領被裁員，大多數白領遇到工資縮水丶漲薪取消或工資無法按時發放等問題，年長白領工作機會變少，年輕白領工資縮水較多。
VOA記者訪問到了任職媒體編輯的任先生，他向記者詳細描述了近半年來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說公司自2月開始在家辦公，而自己每月的工資便只能拿到一半，“我接到領導的電話通知說另一半工資因為新冠疫情要延遲發出，公司特別奸詐，在這過程中沒有任何的書面證據，全都是口頭的。”及至3月，公司現金流緊張，要求所有員工強制請半個月事假，也就意味著每人只能最多拿到半個月的工資。 “這對很多外地員工非常不公平，本來在北京租房已經佔去了大部分的工資，很多人早就入不敷出。”更令任先生不滿的是，在如此情況下，公司給員工佈置的績效不降反升，達不成的便要被扣獎金。他認為這是公司變相裁員的一種手段，主要目的就是“加大工作量和績效，然後逼你主動走”如此一來公司便不需要根據勞動法支付解僱金。實際上，這種操作在疫情期間屢見不鮮，甚至還會美其名曰“自願降薪”，以如此手段對待員工的包括“58同城”丶“多維新聞網”丶“優信集團”丶“瓜子二手車”丶“新潮傳媒”等等。
《2020年白領生活調研報告》顯示，疫情期間，白領們或多或少都經歷了一些“職場至暗時刻”。在白領被問及到疫情中所經歷的現象時，工資縮水問題最為普遍，佔比達37.34%，還有30.68%的受訪白領在疫情中遭受裁員，僅2成白領得以倖免。值得注意的是，年齡越長的白領，在疫情中遭裁員的佔比也越高，近4成70後受訪者表示自己的職位和薪金已被公司“優化”。佳富龍州經訊也提到：“年齡較大的白領工人在企業中往往更加脆弱，年過40的工人往往是企業裁員丶下崗的首選。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往往也是城市的主力消費者。這些人被裁員便可能直接影響到中國國內的內需，甚至阻礙習近平近期在中國推行的“內循環”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