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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上書》疾呼政改抨擊防疫失誤遭全網封殺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內外廣泛蔓延肆虐之際，中國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授趙士林近日致信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對釀成疫情兇猛擴散的人為因素和體制性問題提出尖銳批評，指出習應對疫情處置失誤承擔首要責任。這位民主黨派人士撰寫的兩篇《庚子上書》已在社交媒體上不脛而走，激起反響。趙士林周二對美國之音表示，知識分子就是要秉持良知說真話。
在寫給中共中央及其總書記習近平的《庚子上書》中，趙士林教授指出，當局的維穩體制致使疫情錯過黃金窗口期。上書援引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接下來趙教授說， “不能不遺憾地指出，這次大考第一張試卷，只能打零分。”
《庚子上書》分析了造成錯失控制疫情時機的五大原因，其中包括：1 體制極端維穩的慣性；2 體制報喜不報憂的習性；3 體制唯上唯權的僵硬機械性；4 公民社會功能的喪失；5 信息不透明不通暢輿論功能缺位。趙士林寫道，“不能不冒昧地指出，發生這樣一種全局性的體制性的危機，湖北省武漢市領導都有責任，但主要責任在中央，首要責任在習近平總書記。”
這位總書記曾對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他“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疫情防控。
中共黨刊《求是》2月3日全文發表了習近平的一篇講話。他說，“從年初一到現在，疫情防控是我最關注的問題，我時刻跟踪著疫情蔓延形勢和防控工作進展情況，不斷作出口頭指示和批示。” 講話的開頭列舉了這位領導人1月7日對於疫情提出要求以及1月20日和之後作出的指示和決定。不過，他1月7日提出要求的內容目前尚未公佈。
趙士林認為，公民社會功能的喪失和信息不透明也是造成疫情蔓延的原因。他指出，李文亮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打壓輿論、封鎖信息的巨大危害。
李文亮生前為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在微信上披露疫情被當局認定“違法行為”並“嚴重擾亂社會了秩序”，遭到武漢市公安局訓誡，之後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殉職。李文亮之死在中國掀起巨大輿論波瀾，眾多知識分子、維權律師和公民公開發聲，要求落實言論自由和公民知情權等憲法規定權利。
趙士林在《庚子上書》中建議，不應忘記那些建議“曲突徙薪”者，就是那些體制內外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人士，特別是那些敢於指出體制弊端的批評人士。他表示，如果執政者真正做到“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很多災難就不會發生，發生了也能及時消除，不致釀成大禍；很多天災就不會釀成人禍，釀成了也能及早遏止。
趙士林在《庚子上書》中呼籲，以今次防控疫情為契機，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訴求，建設受到有效監督和製約的責任政府，建設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會，保障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等公民各項政治權利。
中共官方目前沒有對中國民主促進會前中央委員趙士林《庚子上書》的批評、建議和呼籲作出公開回應，也沒有復信。不過，趙士林披露他的微信、微博等賬號都被封了。
這位退休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回覆就是全線封殺。有人來電要求刪除。網上傳的又不是我發的，我怎麼刪？”他說，“我響應習總號召，履行民主黨派職責，既不反黨又不反社會主義，更不違背憲法。因此沒有顧慮。如果有人欲加之罪，坦然面對。”
週二凌晨，趙士林在回复記者關於目前心情和期許的問題短信中寫道：“拒諫飾非，口是心非，顛倒是非，夫復何言。然而還是要言。”
他問道，“知識分子就是說話的。知識分子不說話，就如同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商人不做買賣，要他何用？”
這位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接著指出，“說話、說真話、說權貴不愛聽的話，秉持良知，擔當社會責任，高揚批判精神，就是知識分子的天職。因此我寫《庚子上書》。這個上書，其實是作為一個民主黨派成員響應習總書記希望黨外人士給黨提意見、提尖銳意見的號召。沒想到我響應了他的號召，卻立即獲得全網封殺的待遇。我忽然明白了，塔西陀陷阱就是這樣形成的。”
北京最近高調宣揚中國領導力和正能量遭遇民間反彈。中共宣傳部門推出的新書《大國戰疫》和中共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提出的“感恩教育”之說先後受挫叫停。後者似因引發眾怒現已改口稱感謝英雄的武漢人民。
近年來，中國的言論空間和學術環境明顯緊縮，高校有多名教授在其批評言論遭學生舉報後受到打壓。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趙士林數年前在職時出資設立了“士林獎學金”，資助品學兼優的貧困學生。去年10月，他公開表示，對老師進行政治誹謗和政治告密的學生不能享受這項獎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