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爾總理普沙帕·卡馬爾·達哈爾“普拉昌達”星期一在北京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舉行會晤。會晤結束後，雙方簽署了十餘項合作文件，內容包括經貿、農業、科技、文化、出版、數位經濟、綠色低碳、檢驗檢疫、發展援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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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總理訪華討論“一帶一路”，雙方簽約6年進展乏善可陳
顯而易見的是，雙方沒有討論或宣布任何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新協議。尼泊爾總理普拉昌達在六年前決定參加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但是時至今日相關項目一直進展緩慢，尤其是得不到更多的投資。儘管在兩天之前，普拉昌達在杭州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兩位領導人發布了一份聲明，稱「一帶一路」合作取得了成功和積極的成果，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互通網絡已經初具規模。
考慮到「一帶一路」計畫進展緩慢，人們原本預期兩國將會簽署期待已久的「一帶一路」倡議（BRI）下的計畫實施計畫協議。自從兩國領導人簽署「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六年以來，尼泊爾許多人不明白為什麼沒有一個計畫或條款得以實施。
習近平提議集中精力加速基礎建設，達到互聯互通，擴大過境運輸合作，幫助尼泊爾早日從內陸國家轉變為陸聯國家。尼泊爾總理普拉昌達表示讚賞，稱將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推動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互通網絡的建設，並表示這將極大促進尼泊爾的國民經濟發展。
儘管兩國領導人都表達了他們對尼泊爾「一帶一路」計畫美好未來的期望，但現實卻是嚴峻的。觀察家指出，習近平的這一夢想在尼泊爾已經遭遇了嚴重失敗。由於北京方面模糊的定義和單方面表白，尼泊爾一直難以理解「一帶一路」的真實用意。
尼泊爾對中國有三個主要關切。首先，尼泊爾不清楚這些項目是否將透過軟貸款還是贈款來融資。尼泊爾更願意獲得贈款而不是貸款。其次，尼泊爾希望貸款利率能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融資機構持平。第三，對於大多數項目，中國堅持聘用中國公司。而尼泊爾希望這些計畫能對公開競標。
尼泊爾的英文報紙《安納普爾納快報》的編輯卡瑪爾·德夫·巴塔拉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一帶一路」實施計劃顯然是此次訪問的一個關鍵議題，但目前尚不清楚雙方是否會簽署新的協議。」
巴塔拉伊說：「身為尼泊爾共產黨領袖，普拉昌達總理渴望在『一帶一路』方面取得一些進展，但與此同時，中國方面希望首先落實兩國在2019年習近平主席訪問期間達成的協議。但尼泊爾方面希望以贈款方式完成一些項目，這些項目可以列入'一帶一路'。”
分析師認為，如果在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互通網絡的框架下修建通往尼泊爾北部邊境的公路或鐵路項目，這些項目不僅對鄰近地區的社區有積極影響，還對整個國家有益。這意味著增加對中國的出口、改善交通網絡、增加就業機會，減少對印度的依賴。
在與中國官員對話和開會期間，尼泊爾方面明確表示，由於尼泊爾自身的壓力和嚴峻的經濟狀況，它無法承擔高利率的貸款。加德滿都的分析師認為，尼泊爾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不太可能獲得貸款方面的特殊優惠待遇。
加德滿都社會包容與聯邦主義研究中心（CESIF）的研究員普拉桑蒂·普迪亞爾（Prashanti Poudyal）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不太可能向尼泊爾提供與已經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其他國家相比更低利率的贈款或貸款，另一方面，尼泊爾不能接受平均利率為4.2％、寬限期不到兩年、還款期限不到十年的'一帶一路'項目貸款。 」
尼泊爾總理普拉昌達於2017年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框架協議，他渴望在此次訪問期間至少敲定一個「一帶一路」計畫。這樣做，他一來打算在國內獲得政治利益，二來給北京留下印象，即他是唯一採取切實措施加強加德滿都與北京關係的領導人。
加德滿都一家親中派智庫「中國研究中心」的主席桑達·納特·巴塔賴（Sundar Nath Bhattarai）表示：「尼泊爾認為，這個倡議對升級尼泊爾崎嶇山地的基礎設施，開啟尼泊爾通往北亞、東亞和南亞的互聯互通網絡具有巨大的價值，沒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與之相媲美，這同時促進了全體人民的福祉。”
尼泊爾是中國的“全天候朋友”，最初同意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35個項目，但在2019年，根據加德滿都的請求，項目數量減少到了九個。
最初，尼泊爾將「一帶一路」倡議僅視為基礎設施項目。巴塔賴說：「許多人認為這是尼泊爾經濟發展的一個改變遊戲規則的項目。但當中國政府在尼泊爾簽署'一帶一路'框架協議之前就已經建成的發展項目也列入'一帶一路'框架後，尼泊爾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了。”
一個例子是博卡拉國際機場，中國方面聲稱它是「一帶一路」項目，但尼泊爾對此予以否認。尼泊爾在2017年為博卡拉國際機場的興建貸款。即使過去8年了，人們對這個計畫的性質仍然理解不清。
博卡拉機場是由中國進出口銀行貸款融資，並根據相關工程、採購和施工（EPC）模式建造的。尼泊爾的立場是，根據法律，該機場不能被視為「一帶一路」項目，協議不能在事後修改。
普迪亞爾說：“當尼泊爾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時，各界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但'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問題仍然不明朗，那就是它的融資模式的不透明性。”
她說：“但隨著'一帶一路'在全球範圍內陷入爭議，以及中國所謂的債務陷阱外交開始引起關注，尼泊爾隨後在繼續推進項目方面採取了謹慎的態度，甚至有些不情願。”
此類挫折，特別是在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發生債務危機之後，對尼泊爾的政策制定者產生了影響。儘管尼泊爾欠中國的外債遠低於該地區其他國家——截至2023年4月，尼泊爾對中國的未償外債為2.59億美元——但其他南亞國家的經濟危機並沒有被尼泊爾人忽視。
尼泊爾在過去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立場搖擺不定，分析家認為「一帶一路」對尼泊爾來說並不是優先考慮的事情。多年來，尼泊爾對「一帶一路」的看法已經改變了。
一些專家認為，「一帶一路」進程停滯背後存在地緣政治，而另一些人則指責尼泊爾準備不足，同時中國方面也缺乏興趣。
此外，隨著「一帶一路」條款變得更為清晰，尼泊爾的政治領導層開始對利率較高和還款期較短的貸款感到擔憂。在將「一帶一路」下的項目減少到原來的四分之一時，尼泊爾明確表示，它更願意接受「一帶一路」下的贈款或軟貸款，而不是高利率貸款和短期還款期限，但尼泊爾仍在努力理解中國的真正意圖。
當王毅外長於2022年3月訪問加德滿都時，尼泊爾官員告訴他，尼泊爾不能接受任何新的中國貸款，並尋求補助援助。尼泊爾官員也要求新的借款條件，例如利率不超過2%，還款期限與多邊機構相似。
比利時南亞民主論壇（SADF）研究總監西格弗里德·沃爾夫博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一帶一路』計畫通常會對環境和人民的生計產生負面影響，導致經濟失衡。這些項目面臨越來越多的抵制，不可持續也不足為奇。”
他說：“中國挑戰其他鄰國的邊界，例如不丹和尼泊爾，以及南中國海的邊界爭端，這使情況變得更加困難和複雜。”
尼泊爾與印度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關係，不希望招惹它的大鄰居。因此，考慮到印度的敏感性，尼泊爾宣布「一帶一路」計畫將對自由公平的競爭性投標開放，這充分錶明加德滿都對北京的不良意圖和在「一帶一路」名義下在該地區的冒險行為持有懷疑和謹慎的態度。
目前，中國是尼泊爾最大的債權國。中國是加德滿都僅次於新德里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也是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
儘管尼泊爾在2017年加入了「一帶一路」倡議，並達成了許多協議，但至今尚未見到在尼泊爾真正實施的項目，其中一些項目值得注意，包括2018年中尼籤的鐵路合作備忘錄，該備忘錄規劃了一條連接加德滿都和西藏南部吉隆鎮的170公里跨境鐵路線。
2019年，兩國又簽署了《跨境鐵路計畫可行性研究合作諒解備忘錄》，該研究應該為跨境鐵路建設的啟動打下重要基礎。
另一個重大計畫是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互通經濟走廊。中國在2022年承諾提供1.18億美元的援助，以協助尼泊爾從一個內陸國家變成陸聯國家。
在2022年，兩國還簽署了一項六點協議，以使兩國在治理、立法和監督實踐等相互交流資訊。
但是專家和利害關係人認為，其中兩項條款，即自由貿易協定和政策交流，存在問題。
雖然諒解備忘錄表示它旨在“在主要發展策略、計劃和政策領域進行對話和交流”，但實際上其中究竟包括什麼卻存在相當多的模糊之處。考慮到中國的威權治理，這樣的安排可能為中國的侵入式做法鋪路。
鑑於中國試圖利用中國共產黨與尼泊爾共產黨的黨際關係，擴大其影響力，這更引起了各界的擔憂。
例如，在2019年，大約有200名尼泊爾共產黨幹部接受了「習近平思想」的訓練。中國一直感到有必要與尼泊爾的左翼黨派建立友好關係，進一步強調了其利用中共的意識形態聯繫在尼泊爾施展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決心，這被中國稱為政策交流機制。
此外，中國也把自己的足跡導入了尼泊爾的其他領域。例如，中國科技巨頭騰訊營運的行動支付服務微信支付於2023年在尼泊爾熱門旅遊目的地博卡拉推出。
然而，這些擔憂並沒有阻止北京和加德滿都之間進一步的接觸，雙方最近幾個月進行了多次高層訪問，包括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官員在尼泊爾推銷「絲綢之路」計畫。
中國的持續參與表明，對尼泊爾的商業利益次於擴展其政治利益。
中國也提出了不少新的倡議，如全球發展倡議（GDI）和全球文明倡議（GCI），這些倡議在許多人看來都是模糊的。儘管如此，中國還是起勁兒地推動尼泊爾更廣泛地參與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在2022年，尼泊爾同意成為全球發展倡議的一部分。
普迪亞爾說：「在尼泊爾，『一帶一路』的未來完全取決於中國是否願意解決我們在財務模式方面所面臨的問題，以滿足我們的需求。如果中國願意提供贈款或優惠貸款來開展項目，那麼'一帶一路'項目可能會看到曙光。”
尼泊爾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爭論可能會繼續下去。但最重要的是，北京方面對「一帶一路」的模糊定義和單方面宣言使尼泊爾在定義「一帶一路」和習近平的其他倡議方面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