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兩會”，隨著星期六全國政協會議的開始，拉開了序幕。來自各地的2200多名政協委員，提交了近800件提案。不過，一些委員對於以往的提案遲遲不予落實提出抱怨。有分析人士說，在現行體制下，政協委員很難擺脫目前的尷尬地位。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早早就準備好提案了。今年他一下拿出10件提案，內容涉及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國家糧食安全機制、小產權房的處置、農民自主城市化以及電動汽車的商業化運行等。
*蔡繼明：提案回覆多 落實少*
記者注意到，有些建議，蔡委員已經連續提了好幾年。他解釋說：“政協委員提案不能只提一次，一定要反覆提，反覆提才能引起重視。土地制度改革提了兩三次了，小產權房這是第二次提。”
蔡繼明的尷尬並不是孤立的，其他委員也有類似抱怨。《南方周末》援引政協委員的話說，對於委員們的提案，回覆多，能夠真正落實的，相對較少。
按照規定，政協委員提交提案後，有關部門必須以書面、約見或者電話形式給予回覆。
全國政協委員蔡繼明
蔡繼明說，提案大都有回覆，比如說“您的建議很好，我們會認真考慮”，至於採不採納，就不好說了。
他說：“提案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只是建議。建議他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提案是100%回覆，但是往往一個小處長就回覆你了。”
*政協委員避免碰觸敏感問題*
對於一些重大但又敏感的問題，政協委員甚至連碰也不碰。蔡委員說：“腐敗肯定是老百姓覺得不滿的。但是政協的發言里邊公開講腐敗的幾乎是沒有，而且不允許在大會上發言。真正直接講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沒有。”
中國的政治協商會議是個咨詢式機構，也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組織。有人把政協比作“政治花瓶”，還有人視政協委員為榮譽頭銜。
據《南方週末》報道，2010年“兩會”上，倪萍委員的一句“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引起外界對於政協委員角色的爭論。
*章立凡：政協委員地位尷尬*
北京歷史學者章立凡說，他曾跟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聊過當政協委員的經歷。
他說：“他在當政協委員期間，經常有一些被認為出格的提案。這些提案根本不會被進入文件系列，而且他也不斷地得到勸告：‘梁先生，您的意見是好的，但是這些東西我們不能給您發。’實際上，政協委員地位尷尬。”
確有許多委員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協委員對《南方週末》說，很多問題明知道很難，但還是得說，哪怕當年不能推，過幾年能夠推動也好。
記者參加“兩會”報導的體會是，政協委員往往比人大代表更敢說話。去年“兩會”期間，記者旁聽九三學社的討論，就聽到委員就高鐵大躍進所發表的反對意見。
今年，九三學社中央建議“三公浪費”入刑。《新京報》說，九三學社的提案建議， 將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款旅遊等“三公浪費”納入《刑法》調節範疇；“三公”經費等行政成本納入政績考核範疇，決定官員仕途。
九三學社的數據顯示，中國一年公款吃喝的開銷達3000億元，擠佔了教育、衛生、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
*學者：政協應是監督機構*
章立凡認為，很多政協委員都是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政協畢竟是個統一戰線組織，委員的產生沒有民意背書，不能真正行使監督權。
他說：“我覺得，如果說要改變政協這種尷尬的現狀，就需要加強政協的權力，把它作為監督機構正式的用起來。在歷史上它曾經是一個制憲會議，我們共和國的合法性就來自於第一屆政協。我覺得，需要重新從法理地位上確定政協的地位。這樣，政協委員的議政才有意義。”
章立凡說，1956年，中共高層和民主黨派曾有磋商，希望啟動兩院制，並把政協變成一個監督機構。
但是，由於1957年的反右鬥爭，這個構想沒有實現，兩院制還被當作右派言論受到批判。章立凡說，實際上，那是中共黨內高層劉少奇的主張。
他表示，期待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通過普選產生。他說，委員和代表的產生方式決定了他們發言的力度，否則底氣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