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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日將至,中共高層已開始輿論定調和導向。與此同時,華人文化圈也出現對那場運動的不同解讀。
現在距中國的五四青年節還有十幾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以集體學習的形式,制定了這場紀念活動的官方基調。中國官媒報導,習近平會上說,“一百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份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習近平還在會上提出“四個講清楚”,以此堅定“四個自信”。
香港明報星期天報導這一動態時,突出了習近平講話的要點:要引導青年聽黨話,跟黨走。香港南華早報星期天說,習近平敦促要對青年進行政治導向。該報還說,青年人是中國執政黨宣傳重點。
在此之前,有媒體觀察認為,中共五四百年紀念將降格,習近平不想看到熱血青年。有輿論認為,2019年重大敏感紀念日很多,“五四”百年,“六四”三十週年,以青年人為主體這些歷史事件,爭議不斷,“習總防有人借題作亂運動”。
五四百年的紀念,各界醞釀良久。獨立中文筆會剛結束的香港年會,主題就是“五四百年文化研討”。《香港會議場刊》對五四的說法是一場“新文化運動”,“知識階層的思想啟蒙與碰撞”,“五四運動標誌著青年學子將愛國、獨立思考的情操訴諸行動”, “為後世青年新生代走出象牙塔,投身社會運動,過問時政,豎立良好的榜樣”。
獨立中文筆會成員徐澤榮會上說,他研究了蘇聯人曾如何長期從資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我覺得五四是蘇聯人挑起的,……他們早於中共20年就在東北傳播馬克思主義了。前後大量馬列著作,翻譯好多……新文化運動其實與五四是無關的,不管後來有人怎麼說,胡適怎麼說,其實是無關的。鴉片戰爭以後,我們就開始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了嘛。另外,民主跟科學與五四也沒有什麼關係。後來把它們疊加在一起是一種有用心的做法,蘇聯人是想挑起反日的運動,讓日本跟中國打,它保衛了它的東方(遠東地區)。”
徐澤榮猜測說,後來的皇姑屯事件、田中奏摺等,可能都是蘇聯人策劃的。不過,這位筆會成員同時表示:“關於五四,我們要紀念它進步的意義。但是,我們希望也要弄清楚,背後蘇聯乾了什麼。對蘇聯我們也一分為二。不搞清這些,以後會再碰上厄運。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我在這裡講這個事情,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五四這麼神聖的事情,聽著是個陰謀。”
針對徐榮澤的發言,筆會會長廖天琪說:“我發覺,我們作為中國人,不管你是在中國的大陸,在台灣,在香港生活和受教育,我們對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一塌糊塗,一片空白,錯誤太多。你(徐榮澤)剛才講的,我非常吃驚。但是我知道,如果沒有蘇聯,我們中國今天,二十世紀後半葉受到的這些苦難,將不會是這個樣子,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中共歷史與前蘇共的歷史淵源,當年大陸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曾有一句朗誦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這種說法源自毛澤東的表述。
紀念五四一百週年,香港理工大學近日也舉行研討會,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宥霆,試圖擺脫傳統分析方式。他說,五四運動已經百年,至今對它的觀察視角紛呈,詮釋迭出。他提出了用所謂“跨文化的視野”進行觀察。以五四為背景,分析並比較印度的泰戈爾、英國的羅素,以及日本的內藤湖南對中國以及五四的論述。
關於五四的研究現狀,他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學術)前輩們有一個共同的困擾。五四研究將近一百年了,可是好像同樣的問題還在那邊轉。不能說研究不夠,而是說,應該再有一些新的視角和方法。我沒有反對五四即成研究(成果)的意思。我覺得,任何歷史事件,思想事件,本來就應允許和歡迎多角度看待它。”
李宥霆認為,既然已經從中國國內的脈絡、中華文化圈的脈絡研究五四一百年了,開闢新的視角,或許會有新意。
李宥霆的研究表明,上述曾經在五四時期來過中國,對中國歷史有研究素養,對五四有研究和重要影響的外國人,既有各自的學術貢獻,也同時暴露出他們不同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