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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德大使回憶駐華密辛：布殊六四前後對中國太軟弱
美國前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就美中建交40週年接受了美國之音專訪，他對其駐華大使任期末一些事件的回憶，顯示了中國即使在上世紀80年代最開放的“黃金時期”，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對政治改革就高度警覺並隨時打壓；而美國在北京“六四鎮壓”之前的美中關係蜜月期裡，對來自鄧小平的壓力就已經採取退縮和示弱的立場。
洛德大使說，1985至1989年他任駐華大使期間被稱為中國最開放的“黃金時期”，不僅因為當時美中之間經濟、文化、軍事等各種交流取得很大進展，而且社會開放程度高到異議人士和官員可以同桌討論。
今天不可想像的開放
“中國正在辯論和考慮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館主持聚會，來參加的有異議人士、改革派人士，也有政府和黨的官員，大家圍著一張桌子。我們當時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簡直不可想像，因為當時中國人自己在討論政治改革。”
但隨著自由派領導人胡耀邦被鄧小平廢黜，北京面臨的政治改革壓力越來越大。洛德大使說： “1988年中國有許多大學在辯論這些問題，我太太和我應邀參加北京大學他們稱之為'民主沙龍'的反思活動。”
洛德大使表示，儘管在6月的那次活動中並沒有人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問題，但麻煩還是找上門來了。
“3天后，我正在一個宴會上，時任中國駐美大使韓敘走過來，他代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親自轉達了他給我的訊息，說我不應該去參加民主沙龍；並說，以後這種事情請先獲得許可。換句話說，鄧小平不喜歡我去參加這類活動。這顯示了他們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對大學裡發生的事情有多敏感。當然，我很禮貌但堅定地讓他回复，'不，作為大使我可以邀請盡可能多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國做的一樣。'我拒絕了他的要求。但這確實顯示了緊張正在發生。因此，儘管是在黃金時期，我也捲入了這種事件。”
任期中最失望痛苦的事情
但洛德大使說，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情並不是北京的高壓，而是白宮的退縮和示弱。事情發生在1989年2月，老布殊（George HW Bush）作為新總統首訪中國。
“他跟中國人有很好的關係，一直訪問中國。所以這次訪問被設計成一次探親（Homecoming）之旅，重溫早期建立的關係。” 洛德大使回憶道。
在大使館草擬布殊總統宴請中國人的數百人盛大宴會名單時，洛德大使認為，除了中國政府和中共官員，也應該象徵性地邀請改革派人士，甚至異議人士，以顯示美國重視人權。
“因此我們把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是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包括在名單裡，我們以這個名義邀請了他。他數年來一直直言中國必須有更大的政治自由，並對鄧小平有很嚴厲的批評。”
名單上報白宮和國務院，獲批准。
北京軟硬兼施的手段
北京方面先是不動聲色，在布殊總統抵達前一天突然召見洛德，在布什總統抵達後又威脅國家主席楊尚昆不出席宴會。但在布什與趙紫陽會晤、宴會舉行前數小時，北京突然軟化了立場，表示楊尚昆會出席宴會。而就在美方鬆了一口氣、以為一切總算順利時，北京的安全人員卻在暗中採取強制措施阻止了方勵之夫婦赴宴。當時洛德大使還蒙在鼓裡。方勵之隨後舉行記者會，國際媒體廣泛報導，美中關係陷入緊張。
洛德大使說， “所以，本來可以是布殊總統很成功的一次訪問，結果被中國人強迫方勵之夫婦不准出席宴會的爭端陰影遮蓋了。”
洛德大使在美國外交口述歷史項目（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裡談到這一事件時說，從專機抵達北京、他上飛機去問候的一刻，就發現布什總統明顯對他不友好，認為他搞砸了事情；宴會次日的總統早餐會他作為大使居然未被邀請。
“可悲的是這本來是中國人的錯，是他們無視已經允許方勵之出席的承諾，是他們製造了爭端。我們曾向他們保證，方勵之不會坐在主桌附近，等等。所以，是中國人要承擔搞壞峰會的責任，但是總統卻通過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來攻擊我和大使館。”
他把攻擊矛頭對准我
洛德大使說，在布殊訪問後幾天，斯考克羅夫特將一份背景材料發給美國主流媒體，把邀請方勵之、搞糟總統訪華的責任推到他身上。“在背景材料裡他指責我們沒有向白宮和國務院報備方勵之的名字，而事實上我們報備了兩次，我們送了兩次。”
有關新聞出現在《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上，然後被台灣、日本、香港和美國的報紙轉載。洛德在口述歷史中說“這份背景資料使事件看上去像是我們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
布什訪華後兩個月洛德大使離任，接替他的是已故李潔明大使。那時距離六四鎮壓不到兩個月。為什麼在1989年4月北京政治氣氛極為緊張的時刻熟悉情況的洛德大使突然離任一直是個謎。在美國之音這次專訪中洛德大使透露了這段歷史，並解釋了為什麼他對此一直保持沉默。
在爭端面前退縮不是好方式
“坦率說我非常氣憤，但我是名好戰士。我告訴使館人員不可洩露或做任何事情去證明斯考克羅夫特和總統在撒謊。事實上他們指責我們而不指責中國是錯誤的。我寫了一份信通過中央情報局給斯考克羅夫特，說我願意為總統做出犧牲，如果這是你們想要的話。但我認為這是錯的，第一，我核查了事實順序，我們報備了方勵之的名字，說明了為什麼這麼做，為什麼這是在保護總統，為什麼我們應該這樣做。這是中國人的錯。然後我說，指責我而不指責北京，實際上他們在做幾件事，他們在布殊剛當上總統的時候就向中國人示弱，在爭端面前退縮不是應對中國人的方式；他在削弱他們帶給國會和邀請改革派到國會的人權活躍人士的善意；他這樣做正在給中國的改革派潑冷水，正在削弱我對中國人的信譽。”
洛德表示，雖然他保持沉默，也要求使館對此保持沉默，但仍認為這是白宮犯下的一個大錯。
洛德回美後不久發生了六四鎮壓。斯考克羅夫特作為布殊總統密使在六四發生幾個星期後密訪北京，向鄧小平示好。同年12月，他再次訪問北京，那次被公開報導。洛德隨即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評論，批評布殊和斯考克羅夫特對中國軟弱、不重視人權。當時他還不知道斯考克羅夫特半年前就已首次密訪北京。“這是我對布什政府對華政策越來越不耐煩的最後一根稻草。”洛德在口述歷史中寫道。
(美國之音進行一系列採訪，反映有關美中關係及美國政策的負責任的討論和觀點。被採訪人所發表的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