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方冰報導 —
劉曉波曾於1989和1993年兩次到過紐約，特別是前一次，在他從一個文學批評家轉變為有抱負的政治異議人士上尤顯重要。
1989年，劉曉波完成了挪威奧斯陸大學的訪問學者後來到美國，當年3月來到紐約，當時他是來搞文學批評的，拎著一箱子自己的著作作為“敲門磚”。他參觀美術展，逛百老匯，買皮夾克。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貝嶺說，但是，在1989年“六四”返回中國前，劉曉波實現了一個轉變：“他對政治的興趣嚴重地覆蓋了文學和其他方面。”貝嶺說：“八九之前他已經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走入政治。”
*只有曉波一人回國了*
正當劉曉波準備接任海外民運刊物《中國之春》主編職位、猶豫著是否要辦政治庇護的時候，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爆發了，他毫不猶豫地立即決定回國。旅美學者馮勝平回憶，當時大家都很激動，包括劉曉波在內，有5個人決定立刻回國， “結果真正到了走的時候呢，四個人以各種理由都不走了，只有曉波一人走了。”
曾在美洲華僑日報任編輯的王渝回憶道，“我們都勸他不要回去，擔心他的安全，那他覺得這是一種責任，這個時候一定要回去。他倒沒有講要去領導這場運動，他的講法是他真的沒有想到這群年輕人這麼可愛，做了這樣的事，他要回去跟他們在一起。”
上星期六，一些曾在紐約與劉曉波有過互動的朋友，在《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家聚會。座談會的題目是“劉曉波在紐約——1989、1993”。
*再次謝絕避難 返回中國*
1993年，劉曉波在紐約只呆了幾天。當時他應邀到澳大利亞訪問，然後到美國接受文獻紀錄片《天安門》製作者的採訪，並在台灣《聯合報》發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對“八九民運”作了批判性反思，引起海內外異議人士很大爭議。那次，劉曉波再次謝絕了海外一些朋友要他留下避難的建議，返回中國。
在此之前，劉曉波有過一段頗受爭議的經歷。 “六四”鎮壓後他被捕入獄，寫過悔過書，還以“證人”身份說過“天安門沒有死人”的話，被官方利用來掩蓋屠殺。
*反反覆覆地懺悔*
那年，胡平和劉曉波的好友陳軍，陪劉曉波去波士頓接受《天安門》製作人卡瑪的採訪，一路上他一直在談他“六四”後那些備受批評的事情。胡平說：“他老那麼說，就說明他希望留個好的記錄，他不希望有個不好的東西。而他自己不能迴避這件事情，因為大部分人都採取迴避態度。”
出獄後，劉曉波被負罪感困擾，一直尋求為“六四”難屬做些甚麼。資深記者曾慧燕說，“六四”十六週年時，他寫了一首祭詩獻給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面對你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已故自由派知識分子許良英至死都沒有原諒劉曉波，劉曉波則在文章中反反覆覆地向他懺悔。
*強迫改變自己*
80年代，劉曉波以一匹文壇黑馬出現，自視甚高，個性桀驁不馴；在學術上，他最願意做的事就是“修理”權威。 “六四”出獄後，他為懺悔自己的錯誤，不斷贖罪，甚至祈求不能理解他的人寬恕和原諒他，前後對比，判若兩人。貝嶺說：“我沒有見過一個人在他一生里面如此強迫地要改變自己所有過去曾經有過的東西，這個轉型裡面讓我看到那麼不自然又那麼努力。”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對他的爭議並未減弱，最具爭議的也許就是他的“無敵論”。 2009年12月23日，在被定罪前，他在獄中發表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一文，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遭遇看待國家發展和社會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貝嶺說，至今仍有他昔日的朋友稱他為“裝逼”，但他的好友認為那是不理解他。陳軍說，“無敵論”可能有三層意思：“當時我們就討論過怎麼超越，就是說，你反抗你的被反抗者你怎麼不沾染他身上的問題。就是說，你不是我的敵人，我只是順便反對你，但是你不是我的人生目標；第二，可能是一種政治策略；第三，也許是信仰。我個人覺得，這三種的混合是最有可能的。”
*當之無愧的領袖*
劉曉波在《零八憲章》中的靈魂地位，以及他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1年，從某種程度上可能都是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因素。不過，胡平認為，劉曉波在中國國內20多年的堅持，以及他與各領域反對派人士的良好關係，證明了他的領袖作用是當之無愧的：“因為我老跟他聯繫，我很清楚，我們要做甚麼事就找他，你找到他就把甚麼事情都找起來了，沒有他，你發現就找不著人了。黨內的包括像鮑彤，這些地位的人，還有胡績偉，要買他的賬；知識界的那些人、藝術界的那些人也買他的帳；異議人士、老民運人士都認他，所以他出頭就能搞得起來。”
從受難意識的角度來看，劉曉波具有一般中國知識分子所沒有的既能負重又能忍辱的特質。他與劉霞的患難愛情更將成為一段佳話，陳軍說，牢獄生涯正在把劉曉波塑造成一個目前中國尚無人能企及的反對派的政治或精神領袖：“不管怎麼說，他現在在監獄裡這樣坐下來，11年坐下來，我們已經看到，他一點不比曼德拉、昂山素季差，只是說，中國有沒有人用我們認為的那個比較有洞察力的方法把他描述出來。”
*群體的符號和代表*
2010年諾貝爾和平被授予劉曉波，其本身作為一個群體的符號意義和代表意義，遠重於他個人身上的特質。旅居紐約的網絡活躍人士北風說，在他看來，這是對二、三十年來這個群體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一種肯定：“我更願意把他看為是對一個整體的褒獎。”
1989年，劉曉波完成了挪威奧斯陸大學的訪問學者後來到美國，當年3月來到紐約，當時他是來搞文學批評的，拎著一箱子自己的著作作為“敲門磚”。他參觀美術展，逛百老匯，買皮夾克。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貝嶺說，但是，在1989年“六四”返回中國前，劉曉波實現了一個轉變：“他對政治的興趣嚴重地覆蓋了文學和其他方面。”貝嶺說：“八九之前他已經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走入政治。”
*只有曉波一人回國了*
正當劉曉波準備接任海外民運刊物《中國之春》主編職位、猶豫著是否要辦政治庇護的時候，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爆發了，他毫不猶豫地立即決定回國。旅美學者馮勝平回憶，當時大家都很激動，包括劉曉波在內，有5個人決定立刻回國， “結果真正到了走的時候呢，四個人以各種理由都不走了，只有曉波一人走了。”
曾在美洲華僑日報任編輯的王渝回憶道，“我們都勸他不要回去，擔心他的安全，那他覺得這是一種責任，這個時候一定要回去。他倒沒有講要去領導這場運動，他的講法是他真的沒有想到這群年輕人這麼可愛，做了這樣的事，他要回去跟他們在一起。”
上星期六，一些曾在紐約與劉曉波有過互動的朋友，在《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家聚會。座談會的題目是“劉曉波在紐約——1989、1993”。
*再次謝絕避難 返回中國*
1993年，劉曉波在紐約只呆了幾天。當時他應邀到澳大利亞訪問，然後到美國接受文獻紀錄片《天安門》製作者的採訪，並在台灣《聯合報》發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對“八九民運”作了批判性反思，引起海內外異議人士很大爭議。那次，劉曉波再次謝絕了海外一些朋友要他留下避難的建議，返回中國。
在此之前，劉曉波有過一段頗受爭議的經歷。 “六四”鎮壓後他被捕入獄，寫過悔過書，還以“證人”身份說過“天安門沒有死人”的話，被官方利用來掩蓋屠殺。
*反反覆覆地懺悔*
那年，胡平和劉曉波的好友陳軍，陪劉曉波去波士頓接受《天安門》製作人卡瑪的採訪，一路上他一直在談他“六四”後那些備受批評的事情。胡平說：“他老那麼說，就說明他希望留個好的記錄，他不希望有個不好的東西。而他自己不能迴避這件事情，因為大部分人都採取迴避態度。”
出獄後，劉曉波被負罪感困擾，一直尋求為“六四”難屬做些甚麼。資深記者曾慧燕說，“六四”十六週年時，他寫了一首祭詩獻給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面對你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已故自由派知識分子許良英至死都沒有原諒劉曉波，劉曉波則在文章中反反覆覆地向他懺悔。
*強迫改變自己*
80年代，劉曉波以一匹文壇黑馬出現，自視甚高，個性桀驁不馴；在學術上，他最願意做的事就是“修理”權威。 “六四”出獄後，他為懺悔自己的錯誤，不斷贖罪，甚至祈求不能理解他的人寬恕和原諒他，前後對比，判若兩人。貝嶺說：“我沒有見過一個人在他一生里面如此強迫地要改變自己所有過去曾經有過的東西，這個轉型裡面讓我看到那麼不自然又那麼努力。”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對他的爭議並未減弱，最具爭議的也許就是他的“無敵論”。 2009年12月23日，在被定罪前，他在獄中發表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一文，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遭遇看待國家發展和社會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貝嶺說，至今仍有他昔日的朋友稱他為“裝逼”，但他的好友認為那是不理解他。陳軍說，“無敵論”可能有三層意思：“當時我們就討論過怎麼超越，就是說，你反抗你的被反抗者你怎麼不沾染他身上的問題。就是說，你不是我的敵人，我只是順便反對你，但是你不是我的人生目標；第二，可能是一種政治策略；第三，也許是信仰。我個人覺得，這三種的混合是最有可能的。”
*當之無愧的領袖*
劉曉波在《零八憲章》中的靈魂地位，以及他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1年，從某種程度上可能都是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因素。不過，胡平認為，劉曉波在中國國內20多年的堅持，以及他與各領域反對派人士的良好關係，證明了他的領袖作用是當之無愧的：“因為我老跟他聯繫，我很清楚，我們要做甚麼事就找他，你找到他就把甚麼事情都找起來了，沒有他，你發現就找不著人了。黨內的包括像鮑彤，這些地位的人，還有胡績偉，要買他的賬；知識界的那些人、藝術界的那些人也買他的帳；異議人士、老民運人士都認他，所以他出頭就能搞得起來。”
從受難意識的角度來看，劉曉波具有一般中國知識分子所沒有的既能負重又能忍辱的特質。他與劉霞的患難愛情更將成為一段佳話，陳軍說，牢獄生涯正在把劉曉波塑造成一個目前中國尚無人能企及的反對派的政治或精神領袖：“不管怎麼說，他現在在監獄裡這樣坐下來，11年坐下來，我們已經看到，他一點不比曼德拉、昂山素季差，只是說，中國有沒有人用我們認為的那個比較有洞察力的方法把他描述出來。”
*群體的符號和代表*
2010年諾貝爾和平被授予劉曉波，其本身作為一個群體的符號意義和代表意義，遠重於他個人身上的特質。旅居紐約的網絡活躍人士北風說，在他看來，這是對二、三十年來這個群體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一種肯定：“我更願意把他看為是對一個整體的褒獎。”